两会谈的“改革”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
今年两会之际，《人民日报》那句“宁要微辞，不要危机”，激起不少人的政改遐想。中新网还援引香港《明报》报道放风：“中共已对改革表明态度，时机选择亦有深意”，一时之间，有关中国政改的评论又纷纷出来，乐观派拿着显微镜努力寻找两会中与“改革”的相关词句，并加以解读。
两会所谈“改革”并非“政改”
我仔细搜罗，穷尽两会谈到“政治改革”的人与讲话。计有：赵启正谈“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未截然分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李克强说“改革已进入不进则退的深水区”。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逾60次提到改革，包括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改革等六方面，其中没有一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其中谈得最诚恳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3月5日汪洋对中外记者表示改革“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次日又在全国人大会议广东团分组会议上表示，“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则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我们想改，中央不让改”。但观其全部讲话，所指仍旧是行政改革，希望中央给地方政府放权松绑。
可以说，无论是温家宝报告提到的“政府改革”，还是汪洋希望先行一步的改革，都是指现有政治格局框架内的行政改革，并不是指解决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政治体制改革。
再联想到人大发言人李肇星在记者问及“全国人大代表为何不能实行直选”时，以“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推诿搪塞——既然连人大代表都不能实行直选，《人民日报》刺激的政改想象当然只是一张无法充饥的画饼。
各界精英对“政改”的态度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法学教授杨海坤在“无党派和社科联组会议”上做了五分钟即席发言，建议中央能够研究出台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阐述了自己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获得热烈掌声。晚间该消息在微博引起关注。但CCTV及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均将这一段讲话删除，因此被网友戏称为“两会第一删”。值得关注的是：杨海坤这一被当局所不容的发言，开头就是“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在于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同时解决好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解决的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就这样小心翼翼并不触及重建政治合法性的“政改”建言，北京也根本不想采纳。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政协委员，联想董事长柳传志在两会前夕的一番言论。柳传志如此理解民主政治与中国国情：“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此话遭到许多人批评，认为柳传志缺乏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缺少对本国数以十亿计的贫困民众的体恤、同情。
其实，柳传志所言，要害不在缺乏同情心，而是他对民主政治的严重误解。因为民主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保证公民的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而不是保证社会成员的财产平等。民主制度更不一定就是高福利，比如美国、日本与印度都是民主制度，但都不是高福利国家。民主政治更不是主张瓜分富人财产，近百余年来，人类社会真正主张剥夺有产阶级的，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正是柳传志现在所依附的这个党，先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民众，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中国的有产阶级，将所有的社会资源化私为公，充作国有资产；然后再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让权贵及其利益相关者化公为私，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所以，柳传志真正应该担心的，不应该是民主化“将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而是权力市场化正在将中国拉入的这个巨大陷阱，这个陷阱早已形成，而且很深，要爬出来，中国人还得费番苦工夫。
政治精英只想要经济精英当配角
柳传志们对党很贴心，但党的精英却另有一番盘算。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此次两会上提出“一人一票为什么不行？”并逐条论述如下：“1、共同富裕之后一人一票可以，但如果10%的人拥有80%财富，他们就可能让投票方向发生变化，一人一票就不公平；2、人少可以，人少候选人大家都能了解，但人太多，候选人在哪 都不知道，一人一票怎么准确？3、一人一票就是书生之见，是对着书本想概念。”
因王立军事件正走背运的黄奇帆发表此论前应该经过精心算计，认为自己把准了中央领导层的心脉。与柳传志不同，黄画出来的“理想蓝图”是：政治权力圈既要排除草根，还要排除经济精英，只能由党来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执政，让政、经、文三类精英的部分人物进入“两会”，以“精英共和”的形式统治中国。
“向天再借二十年”？
除了政治利益集团之外，中国各界对“政改”的期盼已经很久了。凡有头脑者都已经清醒地看到中国现在已经陷入各种难解的矛盾：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的矛盾，其集结点在于土地及相关的社会权利；资本-权力同盟与劳工阶层的矛盾；政府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与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经济精英要求建立完全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政府过度挤压与广大中产阶层生存艰难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还有全体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态危机。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但北京仍然愚蠢地认为只要强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就能继续维持下去。俄罗斯普京的当选更象是给中南海衮衮诸公打了一针吗啡，以为还能“向天再借二十年”。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等到北京终于决定启动“政改”之日，就是他们耗尽了“政改”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之时，比如社会信任与生态资源消耗殆尽，深陷财政危机。只是到了那时，启动“政改”也回天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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