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2012年2月25日广州大学城招聘会,几名“”大学毕业生在排队等候面试机会。即将步出校园的他们逐渐体味到什么是生存的压力,无助、焦虑与疲惫全写在脸上。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编者按一代人身上会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吗?或者“××后”真的只是一个伪问题?

2012年夏天,被认为独立、反叛、张扬个性、自信而脆弱的第一批“90后”,将走出校园。南方周末关注“90后”的毕业季,无意给他们贴上新的标签,而是试图记录一个人群告别自己的天真并与之为敌的过程,记录他们在成人世界里的第一次淬火。

我们借此回顾自己的毕业季,并重温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哈罗德·罗森堡的名言:“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毕业戏》

2012年夏天,全国将有680万高校毕业生迈出校门,这是历年来毕业生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于1990年。

毕业离校的倒计时牌只剩三个月了,周奇仍没有投出第一封简历的打算。在同学们都忙着查询考研成绩的时候,他完成了毕业电影预告片的剪辑。

“电影名字叫《毕业戏》,算是拍给我们自己看的。”周奇和身边热爱玩电影的毕业生们凑在一起,准备拍一部校园故事,纪念他们的毕业季。在即将到来的夏天,全国将有680万高校毕业生迈出校门走向社会,这是历年来毕业生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中大多数人和周奇一样,生于1990年。 

这批在世人眼中贴着“卖萌、非主流”标签的90后,就业压力并不比80后轻松。在周奇高考的2008年,膨胀的考生人数迎来了史上最大值——1050万,在扩招的背景之下,那一年有600万人和周奇一样走入大学校园。连年递增的毕业生人数,已然超过社会的容纳量,大学生毕业工资低于民工早已不是新闻,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我估计只能找到一个两千多块钱的工作,现实骨感啊。”周奇曾经去招聘会取过镜头,毕业生挤破头的场面让他觉得压抑,那种“密集恐惧感”令他记忆犹新。

没工作的周奇仍有玩心的原因很简单,一则他并不想把自己“贱卖”出去,二来父母都是家乡小城里“吃穿不愁”的单位人,“不指望着儿子赚钱养家”。

妥协之下,读研拿个文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的谋划促使周奇和身边的同学本能地选择了考研。周奇戴着眼镜,说话间隙会拿出手机不时地刷刷网页。

工科生周奇喜欢贾樟柯的电影,觉得他拍出了“摇摇欲坠的生活”。站在梦想和现实的两端,周奇如今似乎更加理解了这一句话的重量。

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达165.6万,比2011年增加14万余人,录取比例达到1∶3。面对着研考越来越高的门槛,周奇明白以自己“溃不成军”的复习,无异于以卵击石。

2012年1月5日,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随着寒流的侵袭到来。复习了四个月的周奇还是选择在这天“补觉”,睡了过去。

“除了学术帝,很多读研人都有一颗不想长大的心吧。”周奇分析自己和身边读研同学的动机,发现读研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延缓进入社会,“或者多玩两年”。

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调查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两个毕业班级,读研率均超过50%。前述十余所高校的班级中,准备找工作的人则不足四分之一。

新年刚过,江芝言就收到香港一所高校的offer,对工作的忧虑结束了。她曾在实习时发现,写字楼的白领们工作“充满了重复和透支”,那些穿着正装,蓬头垢面的形象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选择了和江芝言一样的道路。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1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有近35万人,连续三年增幅超过24%,预计2012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将达到43万。

而对于更多社会资源匮乏的毕业生来说,“不想长大”则是一句难以出口的呐喊。比起诸多毕业生拥有的“退路”,2011年毕业就开始找工作的王佳芬走得可谓“磕磕碰碰”。直到最近工作才终于有了眉目:她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分数线,获得了面试资格。

在这寻寻觅觅一年多的时间里,王佳芬明白走入社会生存,“并不仅是一件付出努力和汗水的事情”。和她拥有相同体会的李敏,也深知“自立”的不易。在汉江边小城读完三年中专加两年高中的她发现,想要找到一份有“三险一金”的工作也是难上加难。

考研的闹剧之后,周奇和父母“讲和”,他会在明年继续考研。但是,他仍背着父母开始拍摄自己的毕业电影。“这也是最后一次玩这个东西啦。”他有些感伤地说。事实上,他又争取到一年的时间,可以不用面对就业的“腥风血雨”。

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了

曾经的“留守儿童”王佳芬曾希望自己能通过读大学改变命运,却发现大学无非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日子接着另一个浑浑噩噩的日子。

在周奇还在为考不考研纠结的大四上学期,江芝言曾与不少内地学生一起去台湾交流研讨。台湾同龄人的潇洒和自信,令她这个内地最好高校的学生也感到诧异。

“他们也快毕业了,但却在徒步旅行,搞乐队。”那种状态,完全不像自己身边的同学“焦急而灰暗”。让她真正羡慕的是一个同龄的女孩子,“她会每天都跟妈妈报自己的花销,并跟母亲贴脸交谈”。这是她和母亲之间从未有过的亲密。

对于江芝言来说,父亲就像一个社会。在她成长的过程里,父亲和母亲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青春期里的她开始发现家中的微妙,这些裂痕让她感到恐惧,身边的同学父母不少都离婚了。

在江芝言对父母的争吵恐惧时,王佳芬的童年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看电视,翻来覆去地看《灌篮高手》。在王佳芬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前往广州打工,她与弟弟则跟随爷爷奶奶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像王佳芬父母一样背井离乡的人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作为较早一代的留守儿童,童年的经历形成了她孤僻冷静的性格。

上大学,对于江芝言来说是阶段性远离父母,尝试寻找自我;对王佳芬来说则是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逃离父母居住的乡村。

大学开学没多久,王佳芬的“知识天堂”幻想就被打破了。她发现不少老师第一堂课都会扛来自己写的课本售卖,课堂就变成了“签售会”,之后则是他个人作品的“朗诵会”。扩招给老师的嗓子带来了挑战,大班大教室上课,往往就是老师只顾在讲台上自说自话,声音越来越小,而学生们睡自己的。

“我不会讲这门课,不晓得他们怎么安排的。”在江芝言上课的经历中,竟然两次听到这样的开场白。老师想来就来,她也就三心二意地当了“逃课生”。

大学的多数时间,王佳芬都宅在寝室养花养草,练起了毛笔字,成绩便败落了,还挂了两门课。虽然过了补考,学校教务处还是没有将其成绩及时登入。这使得她完全没有机会去参加毕业典礼,接受拨穗的洗礼。“大家都去了,我却因为成绩没登入不能去,就像被抛弃了一样。”

大学生服务员

找工作屡屡撞壁后,王佳芬在武汉郊外的一家乡村菜馆做服务生,包吃住1400元一个月。

性格的慢热让王佳芬在求职中频频受挫,快餐化的面试使得她还未来得及展现自己,就被HR们pass掉了。她希望能去银行或者航空公司工作,投递的也都是这些企业。

毕业了,同学们纷纷离校,她还只能窝在同学的寝室里,投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为了去苏州面试一家银行,她问父母要了近千元前去,去了“仅仅是做完一个自我介绍”,便回来了。走到汉口火车站,手机还被偷了,她跟母亲打电话时哭了很久才平复下来。

在比较阴郁的时候,她甚至想到了自杀,那一阵子她所在的学校一连三名学生自杀。她仍要生存下去,而且要减轻父母的负担。为此她找了一份工作,在武汉郊外的一家乡村菜馆做服务生,包吃住1400元一个月。

每天她都要乘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达工作的地点。“满城挖”的武汉基本上是一个工地,等公交车趟着坑坑洼洼摇摇晃晃地到工作地点的时候,悬挂一路的她早已经精疲力竭。

让她不能理解的是老板娘的“狂浪”,这些半老徐娘很会和官员们勾勾搭搭,他们也会有意无意地蹭老板娘的臀部。顾客们颐指气使,老板娘也只能郁闷地赔笑。老板娘受气后,会把气撒到王佳芬这样的服务员身上,骂她们“苕样子,都不晓得招呼客人”。

一个月时间刚到,她就辞掉了这份兼职,带着“眼不见为净”的快意。然而,在接下来的求职面试中,她的手机再次被偷。

这次她不再打电话给母亲求援了。她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说,看我长大了。说完,还是哭了。

“毕业就结婚”

毕业季则在同学的喜宴中慢慢地流逝着。李敏也想找一个有些家底的男孩子嫁了,将自己的负担分割一些出去。

周奇觉得自己的人生,如同孙悟空般完成了“从反叛到归顺”的过程,《西游记》一书他曾读过16遍。信奉“棍棒教育”的父亲,一直希望他成为一个工程师,不允许有差池。初中时,他和朋友到游戏室玩,被父亲逮到后,都会被一脚踢出。

曾经,周奇也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工程师,直到高中时他看到《三峡好人》时,他完全地被导演叙述的故事所折服,他想要自己也成为那样的人。然后,在父亲的重压之下,他高考时并没有填报北影的导演系,而是报考了当时热门的电气专业。

进入大学,逃开了父亲的视线,他便开始沉迷于视频的拍摄和制作。家人对此,完全抱着鄙弃的态度,他仅仅是自得其乐。如今,面对着就业的压力,父亲要求他“迷途知返”坚持专业。“反现状的人,终究要成为现状的一部分。”

周奇将《毕业戏》定为自己的收山之作,纪念自己的一塌糊涂的青春,从此以后他会忘记自己的导演梦想,回到工程师的道路。“毕竟现实意味着钱,没钱是活不下去的。”他会这样地安慰着自己。

“现在我们还分得清是非,未来就分不清了。”王佳芬始终记得工作的朋友送给自己的这一句话。但她觉得在是非烦扰之前,生存下去毕竟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年多的困顿使得她放下自己一直以来对公务员职业的偏见,下定决心报考,“偏往虎山行”。

为了通过面试,她不惜血本参加了培训机构开设的面试培训班,对于即将到来的面试志在必得。虽然只有短短几堂课,培训费却花去了四千多元。

李敏的毕业季则在同学的喜宴中慢慢地流逝着。和她一样出生于1990年的同学,之前还烫着爆炸头戴着耳钉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已经成为了“毕业就结婚”的践行者。她并不觉得这都是爱情,不过是找不到工作,无事可做“只能结婚罢了”。

想到身上的千百种负担,李敏也想找一个有些家底的男孩子嫁了,将自己的负担分割一些出去。瘦小的李敏有着精致的五官,这是她几乎最大的资本,学会化妆的她黑色的眼影衬出大眼睛,寒冬腊月也仅仅只穿着丝袜。

张扬自我的90后毕业生们或许已然发现,在他们迎向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时,可供他们挑拣的余地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们还不能想清楚,便已经被逼仄的现实捕获。不想长大不再被提及,藏在背后的纯然也将渐渐隐没。

临近去往上海面试的日子了,王佳芬开始和好朋友模拟面试题目问答,以期面试表现更从容。

“如果你撞见你的上司正在收受别人的贿赂,你该怎么办?”好友问。

“标准答案应该是‘先退出来,然后向上级或纪委监察机关汇报’吧。”

“鬼才管这样的闲事嘞。”看到好友点了点头,她报以单纯的一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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