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记者 杨华军 山西长治报道 

2009年12月,李丽丹在山西老家接受透析。母亲在透析室外等候。王磊 摄

  “贾主任,再让我透(析)一次吧。不透我就活不成了……”李丽丹叩开了肾内科主任办公室的房门,央求道。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找卫生局,把事情都解决好了再来。上头说让你交一半的费用(250元),我们不能再按照50元的标准给你透了。要不去交250元透析费,要不就停止透析。”山西省长治市潞安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贾云勇答道。

  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

  几分钟后,贾云勇打破了沉默。他拿起电话,和护士简单交代了几句,对李丽丹说:“去交费吧,还是50元。下次真的不能再这样了。”

  李丽丹缓缓抬起头,用手撑着桌子站起来,疲惫地走向透析室。

  脱鞋、换衣服、戴手术帽、躺在病床上……在一连串熟悉的动作之后,护士给她插上了针管。针管扎进皮肤的那一刻,李丽丹只是撇了一下嘴,没喊疼。

  伴随着水泵的轰隆声,殷红的鲜血流入透析机。经多次过滤,“干净”的血液又被输回体内。

  四个小时后,李丽丹原本灰暗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血色。

  自助透析

  李丽丹得的是尿毒症。平均每两到三天,她就必须透析一次。否则胸闷气短,四肢无力,“像死过去一样”。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方式是换肾,可稀少的肾源和昂贵的费用,让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透析。

  今年初,她被长治市卫生局和潞安集团总医院告知,再也不能以50元一次的价格透析了,要按照最新城镇居民医保50%的报销比例,即250元一次。在患病七年后,她已经无力承担每年增加的这几万元。

  她的名字被医院从排好的透析时间安排表中除去了。每次需要透析时,只能到医院软磨硬泡。

  50元一次透析确实非常便宜,两年前,李丽丹和病友们在北京自助透析时,也需要一次100元。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引发轩然大波的“自助透析”事件,政府也不会给她这个“慷慨的”许诺。

  她开始怀念在北京通州小院自助透析的日子。

  2006年7月,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李丽丹便罹患尿毒症。在长治市、北京通州接受短暂治疗后,因为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条件本身就不富裕,再加上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李丽丹被迫停止在医院接受透析。

  通过病友的介绍,她来到北京通州区白庙的一个小院,和其他9名病友靠三台医院淘汰下来的透析机,进行“自助式透析”:自己购买机器设备、透析粉、输液瓶、针头,自己操作机器,完全不用依赖医生和护士。

  在医院透一次析,费用在400到500元之间,而在小院里,病友只需支付100元左右的成本费。

  当血液在透析机里循环后,李丽丹全身都放松了。一次100元左右的费用,让她不再那么害怕花钱。“想什么时候透就什么时候透。不用再憋着了。真是太幸福了。”

  在此之前,她保持着一项尴尬的纪录:35天内只透析3次。她尽量不喝水,尽量少吃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体内变成毒素。

  每次到透析前一天,李丽丹几乎都喘不上气了,只能坐着,张着嘴呼气。时间变得无比缓慢,她就拿着手机不停看时间。一点,两点,三点——天亮了,六点半,医院就可以透析了。五点刚过,她就穿上衣服,和家人来到医院,等着透析。

  在自助透析的大院里,李丽丹迎来了久违的笑容。除了能及时透析,还因为在小院里病友间很亲切,像家人一样。她喜欢那样的感觉。

  慷慨的承诺

  李丽丹也担心过自助透析会出现问题。一台正常的透析机至少要17万元,而这三台被医院淘汰的机器连同水处理设备,总共只有20多万。有一台甚至还是1975年生产的。

  加入时每个人必须签一份入股合同书,上面写着: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包括死亡,都自行负责。

  李丽丹毫不犹豫地签了。去医院透透不起,也只是等死;用旧设备很危险,但不出意外情况的话至少能活命。

  只是那时李丽丹不知道,在她们看来合理的“自助透析室”,居然会变成一个轰动的新闻事件。

  2009年3月,北京一家媒体报道了自助透析的事情。一时间,各大媒体蜂拥赶到小院。在媒体看来,那个小院里的10个病人具备展示社会病的诸多元素——庞大的低收入群体、覆盖不足的医保、卑微的生命。

  被媒体关注后,她们的命运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

  在她们获得更多同情的眼光同时,通州区卫生局以“违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名义,向“自助透析室”下达了“予以取缔”的公告。卫生局的做法并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医疗机构,更要命的是,一旦发生事故,当地政府都难辞其咎。

  病友们拒不执行。10个人中,大部分没有医保,少数有医保的也支付需要自付的费用。三台破旧的透析机是他们所有人共用的肾。“说什么也不能把肾交出去啊。”李丽丹说。

  几天后,通州区卫生局采取强制措施,异地封存了自助透析者的“三个肾”。

  与此同时,北京市一边为10个患者提供了免费的透析,一边找到每个病人原籍政府,把人接回。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所有病友都在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希望能以最低廉的费用返乡接受治疗。

  李丽丹比其他病友都心急。因为直到5月份,家乡长治市才邀请她父亲回去谈谈,是10个人中最后一个接到的消息。

  最初长治市承诺的条件并不理想。李丽丹只能“赖”在北京,继续享受着免费的透析。而大同老乡孙永琴,得到了大同方面透析费用全免的保证。

  “其实我们这些人也在私底下暗自比较,都希望自己的条件能跟其他病友差不多。可是,同样是山西省,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李丽丹说。

  9月初,家乡终于松口了。当地政府承诺:回去后,李丽丹每次透析,只要支付50元。李丽丹同意了。她说:“我想回家。”

  自从2006年来到北京,她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了。

  “政治背景”

  在长治市享受了两年多50元透析费的待遇,李丽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当初谈的时候,我就担心50元的待遇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最后市卫生局下的公函也没说时间的问题。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要相信政府。”

  一直协调此事的长治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王玉华并不隐晦,50元的开价其实只是权宜之计:“当初接他们回来确实是有特殊的政治背景的。自助透析引起关注后,卫生部、山西省卫生厅都要求我们尽快接返患者。李丽丹一家接受50元的条件返乡治疗后,剩下每次450元的费用缺口具体谁来填补,每一方各出多少钱,确实还没协调好。”

  这一拖就是两年多。期间,潞安集团总医院垫付了15万元。医院很为难,这是个“无底洞”。

  李丽丹回家后,被纳入了城镇医疗保险,可以报销50%的费用。卫生局希望取消针对她的特殊政策,按照医保标准报销。

  李丽丹不能接受这些变化,她只记得,最初有人告诉她“要相信政府”。

  更让她无法理解的,她的城市户口也成了大麻烦。

  在自助透析的10个人中,有7个人是农村户口,回家后,就上了新农村合作医疗。由于新农合为卫生部门负责,她们都获得各地卫生局的特殊照顾。而李丽丹在很小的时候,就转成了城镇户口,在地里刨了一辈子食的父母,怎么也不想让子女再重复他们的命运,转户口是为了让她能到当地矿区找个工作。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只能按照50%的比例报销透析费用。

  这一切的道理都超出了李丽丹的理解。她和家人找过王玉华多次,还跟她吵过架,可王玉华也无能为力。

  王玉华私底下给过李丽丹一次钱,500元,“拿着先透两次”,并叮嘱她:虽然患病,还是应该趁身体舒服的时候做点事情,能挣多少是多少。

  挣钱

  李丽丹不是没想过挣钱。而且她还真挣到过钱。

  2007年前后,为给她治病,家里已经举债二十余万了。原本读中专的弟弟放弃了学业,去北京打工。父亲也在通州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工作,李丽丹的治疗费,以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两个男人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

  因为在小院里可以保证一周三次的透析,再加上心情舒畅,李丽丹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比住院时好多了。她也想找一份工,减轻一下父亲和弟弟的负担。

  有一天在从小院透析完回家的路上,一个中年男人拉住了李丽丹,问她想不想挣钱,他正需要人发传单,每月工资700元。

  李丽丹心想别说700元,就是200元也行啊。她恨不得马上就答应。但是想到不能停止透析,于是就试探着问:“我每工作两天就要休息一天,可以吗?”

  在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李丽丹马上答应,回家告诉了家人。

  母亲先给她浇了盆冷水,坚决不同意她出去工作。可是眼看着家里入不敷出,李丽丹每次100元的透析费也负担不轻,也不得不妥协了。不过母女俩约定:一旦身体吃不消,立即停止工作。

  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李丽丹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即便如此,她还经常被批评“整天无精打采,态度有问题,不愿意干赶紧走人”。

  李丽丹选择了沉默,她不敢告诉老板自己的病,也不敢告诉妈妈自己挨了骂,只是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一会儿。

  比挨骂更可怕的是身体的“罢工”。由于站立时间过长,李丽丹的腿开始浮肿。在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她终于跟经理坦白:自己患有尿毒症,无法继续工作了。

  经理马上跟她道歉,早知道你身体不好肯定不会那么严厉地责备你。

  又过了一个月,李丽丹收到了一千多块的工资,比先前承诺的要多。她拿出100元钱,买了点肉和菜,和家人做了一顿丰盛晚餐。那顿饭全家人都吃得格外香。

  剩下的钱,母亲坚持留着不花,“就是要饭去这钱也不能动。”直到现在,剩下那一千多块仍然被存在李丽丹的“工资卡”上。

  李丽丹还尝试着做了一次小买卖,不过以亏损告终。有一年正月,李丽丹看附近好多人都拿着小灯笼在公园里闲逛。她觉得是个商机,和母亲从批发站搞了100多块钱的灯笼在公园里卖,第一天就卖了60多块钱。第二天晚上,城管将剩余灯笼没收,理由是非法摆摊。

  李丽丹哭了,“摆个摊就违法,还给不给我们这样的人活路?”

  活着

  李丽丹一家现在租住在潞安集团总医院旁一间窑洞的侧房。屋子不大,放上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后,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儿。

  山西的冬天很冷,李丽丹家只在晚上点炉子,她白天就去房东或者亲戚那串门,“能省点是点”。

  一张破旧的书桌,墙上再装面镜子,成了李丽丹简易的梳妆台。桌上也摆着一些廉价的护肤品。

  拉开抽屉,放在最上面的是长治市卫生局下发的《关于调整“自助透析室”事件中我市患者李丽丹后续治疗费用的通知》,这个2009年的文件承诺50元一次的透析价格,如今变成一张废纸。

  “废纸”下面是几张照片,全是在通州小院自助透析时记者朋友给她拍的。有一张照片,是10个病友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上,李丽丹笑得最甜。

  2009年底,有媒体对她进行了回访。当被问到今后有什么打算时,她说:“幻想着有一天能装上人工肾,再也不用透析了,也不用吃排异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才是自由。”

  那时她还计划等天暖和了,让父母和弟弟都回家,去广场上卖羊肉串。她自己可以去学点技术,将来能养活自己。

  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李丽丹沉默良久,只挤出来两个字:“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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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3/28.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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