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 与你自己谈谈

2012年04月17日 22:08:29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十)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越想谈论“公共的”,越是有一股力量将我拉回谈论“个人的”;我越是想要确立公共空间的起点,就越想要回到个人空间的起点;我越想努力想要去追寻公共理性与公共讨论,同时也变得特别需要关注个人所面临的实际处境。
   当我们论及亮起来的公共生活,同时需要个人生活的隐蔽性作为保证((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4月9日《敞开与遮蔽》),还没有来得及谈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应该也是需要隐蔽的对象,那就是——个人良心。谈论这个对象时,需要小心翼翼,将光线调得暗一些。
   人的良心与生俱来,就像康德说的“我心中的道德律令”,这也道出了那个深藏不露的位置。良心是从我们自身内部发出的声音,经常就像另一个人在说话,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它很少下命令,不催促、不紧逼,只是运用一种商量的、讨论的口气,因而这个人可以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它提供了我们作为人不大不小的比例,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界限,是我们自身之为自身的尺度。它像影子一样尾随我们,然而却随时不得不让位给别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凌驾于它之上。莫说是一些重大决定,经常在一个眼神之间,一种语气之间,一个轻蔑鄙薄的言辞之间,我们就将自己的影子扭曲,从而将自己扭曲。
   它是如此内在和独一无二,一个人坚持他自己的良心,有时候就等于陷入彻底孤独当中,陷入周围人的不理解、嘲笑、讽刺挖苦当中,乃至陷入与世隔绝。
   然而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我们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我们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感到脚下的地面很稳,走路很踏实。与自己一致而不是与自己相冲突,回到自己身上而不是背叛自己,这会让人感到心满意足。
   良心是一个人最后一道防线。在某些艰难的时刻,对于某些绝望的人们来说,它是立在悬崖峭壁上的最后一道栏杆,使得人们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问题在于,它往往出现在某些令人难堪的时刻。在一帆风顺时,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不太需要良心的力量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甚至越是取消良心才能够获得世间光环;因而,它的出现,就意味着不顺心的时刻来到了。
   莎士比亚那出血腥的篡权剧《查理三世》,以双手沾满鲜血而登上王位的查理王梦到了被他杀死的众幽灵,它们纷纷开口对他说话,这时候他心中那个不熟悉的、柔软的力量苏醒了:“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蓝色的微光。这正是死沉沉的午夜。寒冷的汗珠挂在我皮肉上发抖。怎么,难道我会怕自己吗?”
   事情的不公平还在于,越是有良心的人,越是受到良心的折磨。良心就是折磨人的那个东西,这更给它添加了私密的特点。在电影学院看过两遍的那部叫做《狙击手》的荷兰电影,其中关键的情节是,纳粹占领期间,有人将一具被杀死的投敌者尸体,拖到了无辜中学老师的家门口,导致这人家三人被杀,仅存小儿子一个。除掉投敌者的子弹是地下抵抗的游击队员射出的,然而是谁把尸体拖到别人家的门口?
   许多年后得知,尸体原先倒下的那个人家,私藏着一家犹太人数口。如果不将那个倒霉的死人转移,那么则前功尽弃。这是一个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然而,这没有免除该人家多年的内疚,毕竟是他们间接帮助造成了邻居的家破人亡。影片中这家成员再度出现时,刻在脸上的树皮一样的皱纹不仅是岁月造成的,而是多年良心受折磨的结果。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更加为人们所了解。在《十诫》的“第八诫”中,现为大学教授女主人公夫妻双双当年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她当牧师的丈夫拒绝了为一个犹太小女孩受洗,让她失去了一个被收养得到保护的机会。他们得到的情报是,这个小女孩的背后存在“线人”,这会令抵抗组织受到威胁。许多年后小女孩长大与女教授重逢,后者并没有开脱自己良心上的压力。
   从这些故事当中,可以看出良心除了内在性,它还有一个特点是:滞后性。它往往不在现场,在需要的时候并不出手相助,仿佛它真的从这个世界抽身离去。只是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情况下,事后的某些时刻甚至许多年之后,它才悄然现身,令当事人辗转反侧,表现为悔恨、忏悔这样一些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杀死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铁证,但他本人事后却陷入精神恍惚,为避免永远生活在虚空和黑暗中,自己前往向警方自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滞后的情况?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是欲望、野心、虚荣以及道德、责任感的混合体。他也不是一个人抽象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处于各种复杂的纠结也是复杂的责任感当中。对于私藏的那家犹太人是不是拥有责任?对于地下抵抗组织的责任是不是也很重要?当然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责任,比如为了信仰,为了儿女或父母,为了朋友以及所爱的什么人。
   有人会问,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文学和电影中发生的,难道良心是虚构的吗?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样说吧,有谁会在现实中,指着人家胸前的那个位置,大声说,你有没有良心呢?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了个别极端的情况。谁大声喊出,“xxx,你为什么不忏悔”?听上去他这个人就像上帝似的。在良心的天平上,人人平等。
   某些在现实中很难开口的话,通过叙事作品反而能够说出来。这既是艺术家的仁慈,也是他们的严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磨练我们对于良心的敏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年的苏联或者东欧一些国家,最不安分的是那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感觉敏锐,对于自己的良心敏感,对于不说谎话的要求,比一般人要进一步。
   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假如不能通过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空间来表达不同意见,一个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就变得重要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需要不停地与自己对话,与自己交流沟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对他人撒谎之前,首先要做到不对自己撒谎,先过自己这一关。先要面对自己,然后才是面对他人。
   实际上,即使存在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在与他人对话时,总还是免不了同时在与自己说话,首先征得自己的同意。一个好的说话者同时是一个倾听者 ,除了倾听他人,倾听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自己的耳朵听不下去 ,为什么一定要将这句话送给别人呢?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里的发言,需要个人与其自己的对话作为保证。公共空间的大声发言,与自己内心里的小声讨论,是相伴相随的。与他人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好生活,是以能够独处、能够守住自己作为前提。
   人不可能是先知,也不可能是道德先知。哈维尔说过“道德上的病人”(注意他说的不是“道德上的罪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被制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按照法律的则按照法律,另外许多人则可以交还给他们自己,让出足够的空间来,让人们与自身对话和交谈,那是在悄然无语的情况下进行的,谁也无权大声责备别人的良心。
   而一再对社会发出挑战和对他人发出挑衅的那些人,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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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7日, 5:52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