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子文 | 我的原乡谁的故乡

他们低头专心做着祷告,寻得属于他们自己的片刻宁静。在这个看起来富裕的小镇,不管是农民、失地农民,还是城镇居民,都对这个教堂保持着自我审查式的警惕。但在他们心底,其实也都做着类似的祷告,寻思着自己的活路。

柴子文
不管离家多远,每年春节总要回老家过年。这习惯出于亲情,却也给我一个便利,可以连续而又尽量微细地观察江苏无锡等苏南农村最近十年的变化。
苏南农村,经过新农村建设大规模的“撤镇并村”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镇”消失了,与邻镇合并后改称为“社区”,在行政级别上与“村”并列。原来比较接近自然群居规模的村,也被大范围合并,以致于同村的村民,有的互不认识,有时一个月都碰不到一次。
即使在农村,也存在一个微缩的城乡二分结构。小镇以菜场(农贸市场)为中心,人口被分为地处中心的城镇户口和外围的农业户口两类。这十年来,农地被大量征用,其中,有因为新农村建设产生的新公共设施用地,也有大量用于寻租而产生的商品房建设。很多原来镇中心周围的村子(有点类似城市的郊区),农地虽然全都被征用,村民却并不能摆脱农村户口,直接成为城镇户口,而是被加诸一个“失地农民”的夹心身份。
我家所在的村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我上中学的九十年代,去镇上上课,先要穿越一块一望无际的水稻田,走过蜿蜒不平的田埂泥路。如今,这些变成只能从记忆硬盘里调出来的场景。村子四周原本的大片庄稼和菜地都被铲平,建起了村民不知道谁在住的商品房,修筑了直接联通高速公路的水泥大马路。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村里曾因征地发生官民冲突。中国的城镇化不可逆转,如何保证转变中的程序正义和底层农民的基本权益,却在操作层面困难重重。村支书自己是私营企业主,出身贫苦农家,如今,生意做得相当不错,但他深深懂得“公道自在人心”这句俗谚在乡里民间的重要性。他说,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村,自己只能尽最大努力,平衡城镇化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征地冲动和村民利益,维持基本的公道。
五年之间,先是蔬菜田被征收建新房,耕种了祖孙几代人的水稻田也被征收筹建新菜场。村民无地可种,领了“失地农民证”,变成农村的农民工。村委会与村民达成协议,将被征用地周围的集体土地开发为商户门面房,每户只投入建设费,然后分得一间,以日后租金维持无地农户的基本生计。
苏南农村素有经商风俗,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了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因为没有任何工人福利保障,务工村民就是在农村做民工)。而原来的务农人口严重老化,中青年一代对种地既不热衷,也不擅长。因此,如今村里仅剩的六百亩农地,已全都承包给了一位浙江“种田大户”。
九十年代末兴起企业转制热,大部分产权不清、效率低下的村办和乡镇企业转制为私人企业。农村本地劳力不再够用,于是就从苏北和中西部农村招收大量农民工。最新的人口统计显示,整个镇的户籍人口两万九千人,而外地人口有一万九千之多。
可是,在田产变地产、农民变民工的情况下,被认为一向富裕的苏南城镇,究竟有多少财政能力承载不再种田、福利日增的农村人口,又能否善待农村外来务工人口?没有耕地作为最原始生存保障的农民,他们是否能在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适应类似城市的生存压力?
小镇地处苏州和无锡交界,最早依靠运河航运发展起来。大运河的四条支流,生长出东南西北四条街道,是整个小镇的生命线。当年荣德生兄弟开的第一家米厂就在街上。时隔多年,今年春节再去走访,河已被堆填,另选地点重新开凿;镇政府最早的骑楼让人惊叹,人民政府原来还可以这么简朴;放映过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和《寡妇村》的“人民大会堂”已经弃置了十多年,在它门口却新修起贴满马赛克的市级模范公篶;镇上的茶馆相当出名,老人说,瞎子阿炳华彦钧曾在这里演出。小时候,我常跟爷爷去茶馆,一边吃面,一边听评弹,茶馆到了下午“变身”戏院,隔三差五上演锡剧、越剧或昆曲名剧。如今,这一切也早已烟消云散。新农村建设真有意义,难道不是最应该首先复兴这些乡村社会原生的好传统吗?
镇南新建的农贸市场周围,是房租每年都在荔升的小商铺。这些商铺整齐划一,平淡无奇,毫无层次和美感。经营这些商铺的人,大都还是农民身份。不务农,不务工,最好的谋生方式就是经商,从事小本买卖,糊口度日。或者在农贸市场租个摊位卖菜,或者沿街摆摊,或者租个店铺卖衣服、卖粮油种籽。
对他们来说,十几年经营下来,最困难的还不是每年都在涨的房租、水电费,而是不远处的一家大型超级市场。小镇大超市里,竟然卖着整整一长排品种多样的牙刷,也几乎把整个农贸市场所有的农副产品都搜罗了起来,以低于零售商进价的超低价格,吸引顾客。城市里的超市模式击退了小商小贩,同样,农村城镇的超市也很快会堵死这些“失地农民”自谋的生路。没有城市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规模,这些城镇的小经商者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城市商铺。我走访的几家商铺都有苦难言,处于转行无门、歇业无着的状态。
大年夜的街头冷冷清清,往年到农贸市场购置年货的人们,或许早已在超市买到想要的年货,生意冷清的小商家,意兴阑珊早早打烊回家过年。
苏南农村的小镇就像工厂一样,书记和镇长就是董事长和CEO,他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提高这个工厂的营业额。农村和农业,早已变成他们的负担,他们心里想的,是把那不同的村子打造成不同的生产车间。盖更多更高的楼,收更多更快的钱,那才是他们的资产。而实际上,乡镇财政的状况却并不乐观,他们无力做更长远的打算。
大年初一,我们穿过镇上的老区,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基督教堂。教堂的大门敞开着,里面正做着礼拜,除了老人,还有不少中年人和小孩。他们低头专心做着祷告,寻得属于他们自己的片刻宁静。在这个看起来富裕的小镇,不管是农民、失地农民,还是城镇居民,都对这个教堂保持着自我审查式的警惕。但在他们心底,其实也都做着类似的祷告,寻思着自己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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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小镇的新街市,以菜场为中心,建筑平淡无奇,也不再有可以听评弹、看戏的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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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村里原本的水稻田,被征用三年,仍荒废着,开始堆积起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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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小镇原来沿运河支流而建。如今,大河已被填平,沿街有古韵的建筑,顿然成了孤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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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9年后最早的政府办公地,这个区域像个小型博物馆,里面还住着小镇最早的“镇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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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民大会堂也荒废了十多年,在童年记忆里,那里就是“天堂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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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这个小小教堂,隐藏在小镇的老区,要绕过好几条窄窄的巷子。巷子里,还保存着上百年的老屋。

 

原载亚洲周刊、民间历史网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13&tid=643转载:中国新闻周刊网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php?rid=6027&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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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4日, 12:47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