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重庆红色之困

——回望重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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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模式 薄熙来    ● 荣剑  
    “唱红”,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为导向,在中国西南一隅狂飙突进,不仅让人联想丰富,引发各种记忆,而且也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据说最大一次的红歌会,聚集人数有十万人以上,书记市长领头,各套班子倾巢出动,红旗招展,红装在身,红歌嘹亮,会场一片红海洋,此等场景,大概只有在文革时代毛接见红卫兵小将时才会有。局长出走领馆事件发生后,重庆依旧组织红歌团远赴香江演唱,真不知香港人民在目睹聆听重庆红歌表演之后,会有何种感受。
    
    红色中国这个词汇,曾经让中国引以为豪,也曾让帝国主义反动派心生恐惧。在冷战和铁幕时代,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充满着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及对革命、战争、暴力和鲜血的赞美。文革终止后,人们在反省毛时代的制度弊端时,也会反省在红色名义下所发生的一切。正如人们在反省自由时会说: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认知红色主导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冷静反省。,说到底,是在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后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绩。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红色记忆淡化,文革渐行渐远,外部世界已经不在乎我们的红色输出,倒是我们在担心东欧的颜色革命会蔓延进来。这个时候,重庆以公权力的巨大优势,以运动化的方式,大规模推行“唱红”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活动,构成中国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寓意深远,自然引发人们高度关注。和重庆“打黑”一样,“唱红”一出场即引起巨大争议,毁誉不断,如果不是因为最近的人事变局,重庆长期坚持其“唱红”做法应无异议。现在人们在看,这场超大型的红色秀是以正剧落幕呢?还是以闹剧收场?
    
    赋予色彩以政治正统的意义,由此确认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从夏商周三代往上,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就有了后来经传中的一个普遍说法:“改正朔,易服色”。《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这里提到的“易服色”,是指车马、祭牲、旌旄、服饰必须具有该朝代的法定色彩。到战国时,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争鸣,其中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大盛,为统治者所信服。《吕氏春秋》根据该学说 ,认为黄帝时土气胜,其色尚黄,到大禹时木气胜其色尚青,再后来就是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朝代更替本质上是“五德”循环轮替,易服色也就意味着朝代更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认为秦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是因为秦乃水德之始,压制了周的火德,故决定易服色为黑,以接续“夏德”。刘邦立汉,他本人及手下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身份,不是贩夫走卒,就是屠狗要饭,稍好些也不过是“吏椽”或“狱椽”,就是在衙门或监狱看门而已。这等身份要继承秦帝国的庞大遗产,显然难以服众。为解决法统问题,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搬出五德始终说,认为汉是延续周德,改正朔易服色就必须延续周制,故色尚赤,以取代秦的黑色。曹魏篡汉,魏文帝曹丕对“五德始终”说已不信,知道那是糊弄百姓的鬼话,但从寻求魏的正统性出发,仍有必要讲究服色配置。儒生再次出来立功,这回是攀上远祖,认为曹魏继汉乃是土德所致,接续的是唐虞,比秦汉都要正统得多,土德尚黄,以黄色为曹魏底色。魏晋南北朝以后,玄学横流,佛学昌盛,儒学道统中断,到宋理学再次复兴儒学时,儒学的基本说法就开始改变,充满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再也上不了朝廷台面,易服色也就不再和改正朔挂在一起,诸如黑白青色在皇家的色彩谱系中被淘汰,惟独黄色因其黄金般的华贵而成为皇帝独有的色彩。黄袍加身,那是天子专利,平民百姓不得染指。除此之外,其它色彩恢复其世俗本性,不再具有特定的政治涵义。
    
    红色和革命相关联,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受苏俄革命影响之后,掀起红色崇拜。欧洲范围内的激进主义浪潮,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崇尚暴力,崇尚流血,使红色成为暴力美学的主要色彩。苏联十月革命则将红色进一步上升到革命合法性的高度,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军队称为红军,对敌实行的暴力镇压称为红色恐怖。在红色的名义下,一切行为都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敌关系也由此经纬分明,简单易辨,凡是主张红色的人都是自己的同志,否则,都是敌人。红色同时也是精神动员的主要方式,苏俄时期所创作的一系列红色歌曲,意义明确,歌颂斗争。唱着这样的歌,热血沸腾,慷慨赴死,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暴力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红色总动员,极其有效,能够迅速凝聚士气,划清敌友,鼓舞斗志,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用红色叙事囊括一切革命教义、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斗争哲学,使之简易明白,通俗易懂,进而所向披靡。革命成功之后,红色的神圣性进一步被确认,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执政党法统的象征,谁占据红色资源,谁就占据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到了文革时期,红色崇拜在中国更是达到高潮,红旗,红歌,红宝书,红袖章,红卫兵,红海洋,最后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要求千秋万代红下去,永不变色。红色对于中国的意义,达到这个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包括苏俄时期,也绝无仅有。
    
    文革时期的红色专政,使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状态,执政党实际上也是深受其害,大批高级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有毛和“四人帮”一伙,愿意以红色名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但这套路线和做法,在林彪事件之后,已经彻底丧失信用,失去人心。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宣告毛的红色法统破产,依靠革命叙事建构起来的执政党合法性,已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否则,只能被人民唾弃。邓小平领导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为执政党重新寻求合法性基础,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彻底否定文革,摈弃以斗争暴力为核心诉求的红色传统,在理论上提倡依法治国,逐步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应当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执政党一个新的法统,其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之上,执政党近三十年来的稳定执政,就在于它初步满足了这些要求,为中国进一步迈向宪政民主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革作了初步的清算,但并不是彻底的清算。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主要还是顾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的统一,该决议在涉及毛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错误时,虽然基本否定,但还是留有许多尾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把毛的错误和所谓毛泽东思想进行切割。党内元老黄克诚专门写过文章,谈把毛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单独撇出来的意义。邓小平也说过几回,强调不能砍旗,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在这个基调下,社会上对文革和毛更深入的批评声音很难正常表达出来。巴金在80年代初期就多次提到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这个意义深远的主张在执政党内石沉大海,从未得到有效回应。执政党承认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是一个浩劫,但对于学术界和民间的相关研究一直予以限制,不让往深里说,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讳莫如深。毛的错误及其根源只能限于执政党相关决议,按所谓“三七开”的标准来评价功过是非。可以这么说,清算文革,检讨毛的错误,从80年代起,执政党就没有做好功课,做的是一锅夹生饭。
    
    虽然毛的思想在最近30年里一直被供在理论案头,但其影响力用他自己的一句牢骚话说,大概真的不出北京城。不仅如此,执政党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都处在失效状态,干的和说的不一样,“打左灯,向右转”,唱共产主义高调,干资本主义实事。邓的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话语,是“猫论”的升级版,是在左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讲经济时用右手出牌,讲立场时用左手出牌。这种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路线,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符合实用理性,搁置意识形态争议,放手发展经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现实生活有进步,口头上说些“政治正确”的话,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左右逢源,看似灵活机动,其实矛盾冲突的根子还在,集中表现在,右有正当性,却缺乏左的正统性。这些年来,左右之争不绝,原因就在于左的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着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改革的合法性始终未能取代毛的正统性。理论和实践长期不能统一,使得思想冲突不断,不争论类似鸵鸟政策,无法彻底终止价值信仰上的分歧。重庆“唱红”异军突起,毫不掩饰其左的价值倾向,也应置于这个背景下来认识。
    
    左的思潮重新崛起,是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后所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80年代,文革和极左势力虽然未被彻底清算,但声名已经狼藉,正当性不复存在,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头上戴着一顶左的帽子。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发生变化,学界形成“新左派”,已不羞于和左的名号为伍,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左翼传统。起初羞羞答答,后来大张旗鼓,从“鞍钢宪法”到继续革命理论,经过“新左”诠释,别有一番新意。现在更是进了一步,以60年为时间单位,算总账,把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之功记在前30年的制度配置上,提出“”,以中国经验对抗普世价值。和“新左”隐晦的学术面孔不同的是,党内“老左”一出场即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掩饰自己的身份,匿名撰写多篇“万言书”,从改革纲领到具体政策,全盘否定邓小平路线,把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这种用毛左法统公开挑战改革法统的做法,执政党居然从未予以回击,听之任之。2000年,党的前任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意图向社会民主迈步,在党内“老左”万言书的狙击下,只迈出半步便不敢往前。党内“老左”掌握毛的法统,对执政党实际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底线。在“新左”和“老左”的呼应下,民间逐步形成民粹主义的“毛左”,以“乌有之乡”为代表,态度更加极端,公开要求恢复文革路线,把打到“四人帮”称之为一场硬性政变,把邓公1992年南巡讲话称之为软性政变,把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称之为汉奸卖国贼,言辞之大胆激烈,不仅完全超乎现行法律,也超乎执政党现有的政治伦理。“毛左”思想领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就在于他们高树毛的旗帜,以极左理论劫持执政党意识形态,以红色话语刺激民意,动员民粹。因此,言辞虽然极端,却毫无政治风险,近年来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实际上已形成政党雏形,一旦时机成熟,恐怕还会造出更大声势。
    
    左的思潮的大规模回潮,有多重原因,除了80年代执政党清算文革不力留下后患之外,90年代以来持续存在的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原因。近20年来,国民经济总量有了巨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权钱交易形成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操控和垄断社会主要资源,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利益毫无保障,以至社会危机浮现,群体性事件不断。在缺乏制度有效合理解决的前提下,人们怀念毛时代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在客观上为左派思潮重新崛起创造了民意基础。左派的存在已不仅仅是一种见识,一种理论主张,而是代表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左右之争的根源是利益分裂、阶层分裂和族群分裂。从当下的社会构成来看,工农弱势群体,左翼知识分子,退休官员和其他不掌握资源的人群,的确构成了左派的社会基础,对于这批人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如何表达,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左派阵营的三股势力,学界“新左”,政界“老左”和民间“毛左”,虽然话语方式不一样,但价值取向一致,都是力求抓住这些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重庆模式”的出现,让左派欢欣鼓舞,左的资源不再分散四处,各自为战,而是得到制度整合。左派教授去重庆任职,红色网友去重庆朝圣,执政党高官纷纷前去背书,重庆俨然已有革命延安风采。对于左派来说,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政策,符合底层群体利益,是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重庆的价值导向,即红色资源的再开发。福利主义战略在任何制度下都可实行,惟独中国的红色传统是毛奠定的革命正统,已荒废时日,有待重新振兴。重庆“唱红”显然是红色传统再次复兴的重要举措,大规模的运动化的群众性的唱红方式,也极其符合历史上红色动员的传统做法,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革命正统标准,参与其间,身受革命教育,延续革命法统。
    
    重庆的最高决策者,在决定推广“唱红”运动时,其政治远见应该远远超于乌有之乡所看到的那些范围,大概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制造声势这些外在效果。对于文革的惨痛记忆,他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切身的感受,对于毛的一系列极左政策和做法,私下里也未必不会有批判和反思。在他以前的政治经历中,似乎也没有和左的人物与事件有过什么特别关联。这回以异乎寻常的做法,主动以左派救世主形象出场,一手“唱红”,一手“打黑”,即便引起巨大争议,也在所不惜。对于一个意图高远的政治家来说,他这样做,一定是基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各方力量对比的判断,选择打左灯,向左转,已经不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而是战略选择了。他实际诉诸了两方面力量,一是来自于民间左派阵营的各种力量,包括新左老左和毛左,和他们形成互动格局,相互支持。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的那些意气相投者或利益相关者。这10年来,在执政党控制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宁左勿右已是常态,对于左派彻底否定改革路线的各种言论,听之任之,纵容不管;相反,对于右派言论则是严防死守,不得出格。国民待遇不一样,是因为左的正统性在执政党内依旧保留着,毛的至尊地位还被供着,左的话语即使充满文革腔调,那也是一个祖宗谱系中的不同分支而已,价值取向一致,都要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大目标下,左派不分激进与温和,不分党内和党外,已形成一股合力。“重庆模式”的提出和实施,借助的就是这个力量。打民生牌召唤民意,“唱红”掌握革命法统,“打黑”两者兼具,三者的共同目的是最大范围地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势在必行的政治突破,以便在最高权力的更新换代中掌握主动权。
    
    “重庆模式”看起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正面临重要关口,路径选择、结构调整和人事更替交错在一起,充满机遇,时不我待。所谓“地利”,重庆虽偏于西南一隅,但此地自己做主,随心所欲,动静做大了,可影响全局。所谓“人和”,用“唱红”整合红色资源,动员民粹,抓意识形态主导力量,重新型塑党内法统。如果没有局长出走事件,占据如此有利条件,加之上下呼应,内外结合,重庆这位政治强人应能按其意愿,上位成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个看起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偶发事件,瞬间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个政治强人的无奈出局,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信用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重庆模式”的正当性也将遭到根本置疑。民生经济尚可进行,其绩效的总体评价早晚也会到来,最后必将拷问国家主义制度及其政策的合理性;“打黑”模式基本瓦解,其合法性荡然无存,执法违法的相关当事人和机构必将接受法律审判;“唱红”则是处境尴尬,欲罢还休,大规模的红歌会已经休克,以前说出去的大话要费劲再收回来,重庆卫视更是在活受罪,财政一旦断粮,肯定打回原形,再和广告过不去就是关门歇业。由此看来,重庆这幕大剧难以为继,看似偶然,其实早已内在注定,从其开始起的一系列诸多做法,违背经济规律,违背法律,违背社会普遍正义,甚至违背人之常情。从根本上看,是以毛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法统违背由邓开创、由广大人民实行的改革法统。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多么鲜艳的红色面目,都注定无法长久持续下去。
    
    迄今围绕“重庆模式”所发生的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法和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到诸如是坚持市场导向还是国家导向、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回到文革还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和不同回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重庆所能涵盖的范围,也超越了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解释。人们透过重庆这些年来的一系列做法,其实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不同走向。究竟是以毛以来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继续作为中国的合法性基础,还是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重新建构符合宪政民主的历史价值观,可能是比经济路径选择更重要的选择。如何认识中国红色传统中的革命叙事和阶级斗争思维,如何认识和清算文革历史,如何认识和评价毛的政治错误,都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而有待解决的急迫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给出正确的结论,左右之争仍将长期存在,并将进一步加剧和放大社会分裂,各种红色动员活动还会一再出现,重庆的红色之困也将持续地成为中国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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