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减速的纠结

(2012-04-02)

早报导读

● 余永定

中国聚焦

超过国家吸收能力的投资增长,会让投资的效益快速恶化,进而危害长期增长前景。现今在中国出现的这种迹象已很普遍。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适当放缓投资增长不仅必要,也是利润驱动的经济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2012年的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在全球经济依然在挣扎着复苏的时候,温家宝宣布中国增长率的大幅下降,自然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但要注意的重点是,温家宝所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姿态,而不是在预测经济表现。他解释说,降低增长率目标是为了“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投资增长能力已达极限

  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年人均收入不足5000美元,仍有许多空间可增加其资本存量。然而,投资增长率显得太高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的吸收能力是否可以像过去10年那样容纳快速的投资增长。

  出于这样的考虑,投资率——在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5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可以作为固定投资对经济所造成压力的指标。说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长能力已达到了极限,并不完全是夸张的说法。

  最近的高铁项目问题就是个例子。2003年,中国上马了第一个高铁项目。作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出台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项目的关键部分,高铁建设投资可谓一日千里。到2010年底,中国运营高铁网络超过8000公里,另有1万7000公里在建。相比之下,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花了半个世纪才建造了6500公里高铁线路。如此匆忙上马,灾难在所难免。

  超过国家吸收能力的投资增长,会让投资的效益快速恶化,进而危害长期增长前景。现今在中国出现的这种迹象已很普遍。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适当放缓投资增长不仅必要,也是利润驱动的经济不可避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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