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人是神圣的——悼华莱士

 

 

迈克·华莱士的传奇故事世人皆知,但人们多半不知道他的另外一面。比如他儿子彼得去世给他的巨大打击,以及长期困扰他的抑郁症。

彼得是华莱士的第一个儿子,19岁时死于希腊的一次登山事故。在寻找儿子的下落的旅程中,巨大的悲痛让华莱士下了一个决心,“我要做些让彼得为我感到自豪的事情”。

他决定只做严肃新闻,加入CBS,成为特别记者。由此开启了他日后成为无数新闻人的角色榜样的道路,一路自我奋斗,无情地告诉权力以真相,在其他人无法发现的地方发现真相。

这种个人的选择与时代暗合。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调查性报道进入一个革命性时刻——这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遗产,水门事件,以及调查性记者对中央情报局、军方和国会的渎职和掩饰的揭露,到处都成为报纸头版的大字标题。“扒粪”成为令人尊敬的事业。华莱士正处于这场调查风暴的中间,CBS的制片人唐·休伊特创造了电视新闻杂志《60分钟》,为新闻事件的深度报道提供了极佳的平台。到70年代后期,《60分钟》成为周日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并连续五年保持第一位置,连续二十三年跻身十大最受欢迎节目。

在这个过程中,华莱士帮助形塑了电视新闻杂志的样式,证明了电视新闻可以挣大钱。他在电视镜头前整整工作了65年,直至演变成20世纪电视新闻的化身。他对电视新闻的贡献,或许仅仅逊于默罗。

华莱士发明了一种咄咄逼人的电视调查方法,以在镜头前直接对阵享有令名或恶名的人物而著称,堪为电视上的“大审判官”。没错,华莱士不仅仅在采访谈话对象,很多时候是在审问他们。他的问话方式类似于律师在法庭上的“交叉盘问”。

新闻行业有一个古老的座右铭“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华莱士对此身体力行。他总是秉持一种刺耳的、然而你不得不听的声音。20世纪的大人物们明知华莱士是个毫不“和谐”的采访者,他们中却很少有人禁得住为他所虐的诱惑。在《惊爆内幕》The Insider)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有关《60分钟》烟草公司调查的电影中,饰演华莱士的演员有一段滔滔不绝的自白,其中说道:“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你会想:人们最后会如何看待我呢?我走过这条路,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影响。我遭遇了阿亚图拉、马尔科姆·艾克斯、马丁·路德·金、萨达姆、萨达特,等等等等,我给世人看谁是穿着正装的贼。”

的确,有谁会教育俄罗斯总统普京什么是腐败?又会教育阿拉法特什么是暴力?1979年,当伊朗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同意坐在对面的时候,华莱士直言不讳地挑衅:“原谅我,埃及总统萨达特称你为疯子。”翻译支吾其辞,霍梅尼平静地回答:“萨达特是一个异教徒。”

原谅我”是华莱士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好像犯人临刑前的小小安抚。他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说道:“一听到这个词,那些令人不快的问题就要接踵而来了。”在怀揣秘密的新闻人物那里,英语中最令人恐怖的4个单词就是 “迈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华莱士无情地打击采访对象。他的“武器”有很多:采访前深入细致的研究;出其不意地问令采访对象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问题;充满质疑地说“你就说实话吧”。华莱士的同事哈里·瑞金纳说:“迈克有一招胜过所有人:在天使般的微笑过后,他会把问题直摔倒你的脸上来。”这些都是上好的电视:你不是在看正襟危坐的访谈,更像目睹一场新闻“狙击战”。

此外,华莱士也是电视暗访的倡导者,1976年,为了揭露美国的医疗补助欺诈,《60分钟》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假诊所。这样用欺骗性采访来揭露欺骗是正当的吗?华莱士坚持认为,偷拍和埋伏访谈都是游戏的一部分,虽然后来由于这些招数已成电视滥调,他自己完全放弃了它们。

可以说,没有华莱士,就没有电视上的调查性报道。华莱士有自己的新闻哲学:“在一个可能的最好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体面的,然而现实世界并非如此运行。记者的名声所在,端赖翻开那块石头,看看下面隐藏何物。”在他退休以后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华莱士说他愿意在自己的墓志铭上,镌刻这么几个字:“强硬,然而公正。”

这种坚硬的工作方式也让华莱士付出了代价。《纽约时报》的讣告中讲到一件往事:1982年,CBS因制作《不作数的敌人:越南骗局》的战争记录片,被1964-1968年越战期间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威斯特摩兰将军告上法院,索赔1.2亿美元,最后庭外和解。

在诉讼过程中,华莱士精神崩溃了。他害怕对方的律师在法庭上用他在电视上采用的相同手段来对付他。“我站在审判席上,面对着陪审团,手哆嗦着,渴望喝水,想象着陪审团在想,‘这个混蛋彻头彻尾地有罪’。”他为此尝试自杀。此后,华莱士进行了数次抑郁症的心理和药物治疗。

在《惊爆内幕》中有一个镜头,华莱士坐在一家高档餐厅中,对烟草公司告密者的内心恐惧报以贵族式的嗤之以鼻。“这都是些什么人哪?”节目制片人反问他说:“他们是在非同寻常的环境下的平常人。你希望见到什么呢?优雅和始终如一?”

华莱士堪称非同寻常的环境下的非常人士。即使如此,他也得设法克服自己内心的黑暗。他的信念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圣的。在这方面,整个20世纪,我以为,只有一个记者可以和他媲美,而且是位女性:法拉奇。他们都擅长穿越表层,直击核心。

1985年,法拉奇和华莱士在《60分钟》有过一次对谈。华莱士问法拉奇:“你觉得记者有权力吗?”法拉奇:“没有。记者如狗,只是吠,没人听。”华莱士:“那么你是一位娱乐人士吗?”法拉奇:“不,我是一位历史学家。”

华莱士完全不同意记者是历史学家的说法。因为新闻过于即刻了,无法成为准确的快照。不错,新闻能保存记录,但这些记录必须放在上下文中来读。在事件和媒体几乎同步运行的21世纪,历史也变成了即刻的,然而,要想真正读懂历史,我们还是要像华莱士所说的那样,坐下来仔细观察。华莱士了解,不论他在某一刻揭示了什么,下边总还有更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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