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讲座上,我远远地见到了梁慕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她是香港媒体上的话题人物,是她言之凿凿地称梁振英是“地下共产党员”,倘若你对她的个人经历与性格稍作了解,似乎很难反驳这观点。

她已经72岁,齐耳的银灰短发,语调温和,还有着某种羞涩,讲过一段话,就不由自主地说“唔好意思,我讲的唔好”,似乎对于自己的写作与演讲才能,都缺乏自信。但被追问起她对梁振英身份的质疑时,她又有特别的自信:“我是共产党党员,所以我知道。”

她自从1974年来,就一直居住在加拿大。与很多移居北美的香港人不同,她离开香港不是为了寻求安稳的生活,而是由于信念的幻灭。当林彪的飞机坠落在蒙古时,身在香港的她感到一种强烈的被欺骗感。

16岁尚在香岛中学读书时,她就加入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这个社团成立于1949年,它缘起于一份叫《学生文丛》的杂志。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是陈哲民,他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在他的父亲被他一手建立起的中国共产党抛弃后,他仍是一名坚定的信徒。一位左派的电影人廖一原担任主要编辑。这份杂志在1949年开始它的读者会,一位叫司徒华的中学生用积攒的10元钱成为股东之一。刊物停刊后,他们把读者会改为舞蹈研究社,它以舞蹈、音乐、戏剧等文艺活动为主,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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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出于一种单纯的信念,梁慕娴被中国共产党所吸引。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共产主义许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魅力。歌咏团、联谊社、剧团、读者俱乐部迅速涌现,很多青年人沉浸在这浪漫的集体情绪中,他们学马列主义,唱苏联歌曲,读毛主席的讲话,期盼回祖国读书,建设新中国。

她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的女儿,有八个兄弟姐妹,她的一个哥哥受到爱国情绪的鼓舞,北上参加解放军的干部训练营。而她则进入了左派的香岛中学读书。都把她引入这条道路。不过,她还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这个共产党的特性,她对于学友社最初兴趣来自于她的文艺抱负。

他们排练《林冲夜奔》、主办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讲座,演出芭蕾舞剧。这也多少与浪漫情绪有关,她记得第一次与上级组织“接关系”的兴奋。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她穿上最喜欢的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而“如果加上一条白色长围,就像极了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静的形象了”。见面是有暗语的,而地点则不断更换,充满了冒险感。

也是在那次接头中,她知道了中共在香港的四条战线:工运战线、教育战线、工商战线与新闻宣传战线。香港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交战的前线,深圳河像是亚洲的柏林墙。它也像是另一个卡萨布兰卡,各方都在其中寻找自己所需的情报。共产党的中国、台湾的国民党、英国的殖民者,他们都试图在这城市获取更多的支持。这个城市一面奋力地成为工业之城,应对一浪接一浪的难民潮,一面在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撕扯中,保持平衡。

1962年,梁慕娴成为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的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1974年前往加拿大时。这是颠簸、兴奋与残酷的12年,她不仅分享了所有的梦想,也卷入了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残酷斗争,她的一切理想与生活,乃至于婚姻,都与共产党组织相关。

多重的矛盾、极端力量就这样作用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在这个大多是理想主义青年构成的社团里,初来者都享有集体温情,在社团里,生活上、思想上、恋爱上都有人关心,也可以发展个人兴趣。但同时,告密者又无处不在,从不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们把这些交谈定期向党汇报。

他们奉中国大陆为乌托邦,秘密去国内参观,人民公社、模范工厂、毛主席故居参观,紧跟国内斗争局势,在香港街头撒传单,挂布条,上街游行,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甚至推崇无意义的暴力。一种强烈的狂热支配了她,为了共产党组织的利益,一切个人都是可以牺牲的,每个人都必须都党忠诚不二。

他们要粉碎香港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却又自觉成为了革命教条的奴隶。因为这刻意的蒙蔽与自我蒙蔽,他们对党的黑暗一面浑然不觉,他们不仅自身容忍这种黑暗,还把自己的朋友引入这黑暗,而一切都是以光明与理想的名义。

阅读这本《我与香港地下党》是一种奇妙的体验,香港长期沉睡的另一面突然如此鲜活地展现在眼前。在书中所附的黑白照片上,他们单纯、朴素、充满朝气,而其中的很多人都即将遭遇幻灭。火红的六十年代之后,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对于香港社会,它是一个进步时代,一个积极拓展、自我修正的年代。它即将表明困扰香港的种种社会疾病,完全可以通过改良、而不是引入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而对于心向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左派人士来说,却是一连串心碎与神伤。倘若林彪的坠机事件,仍不足以引人醒悟,那么五年后的四人帮的倒台,则消除了所有可能幸存的幻像。共产党不仅不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而且是充满了致命的缺陷。

这些单纯青年中,有的人要用一生来偿还青春时的盲信,再未能从中复原。我怎么也忘不了梁慕娴所提到的朱大哥,他是她的启蒙者,一名地下党员,接受党分配的各种任务。但当1982年,梁慕娴再度见到他时,发现他“目光迟钝、精神不振,很少说话“,再过了12年,他移民加拿大,但当梁慕娴拿出回忆文章给他看时,他竟连读的勇气都没有,他希望从抹去所有关于共产党的记忆。还有那些完全无名的追随者,在六七紧随共产党的人们,他们收入与社会地位皆低,期待解放香港来创造新生活。却不知,他们连昔日的生活也丢掉了,有的还家破人亡,失业的他们只能靠开小巴为生。

比起他们,梁慕娴是一位幸运者。她不仅安然地活下来,还顽强保留这些痛苦记忆,她不仅反思它,还要把它展示给更多的人。在前往加拿大、自动脱离共产党13年后,香港回归了中国。而她吃惊地发现,当年那些残酷、令她唾弃的机会主义的党员,在这个新香港中权力显赫。那个在1967年的骚乱中未能掌握香港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在30年后则可能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港人治港”可能变成了“党人治港”。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而且迫切的要发出声音,提醒香港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香港人被天安门悲剧所震惊,对于共产党保持着警惕与怀疑,但她相信,只有她这样亲历者,才会真切了解它的可怕性。她担忧香港人,被共产党的言辞蒙蔽。

自1997年起,她开始写作回忆文章。文章大多发表在《开放》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也正是一位昔日的左派。她加入了一连串反思的行列,他们都曾是热忱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这些内部的叛变者,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组织的本质。

她的行文仍带有青年时代的特性,充满了大字报式的大声疾呼,充满义愤的比喻,连她的笔名用的都是“牛氓”,那些经过文革的人读到,必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典型的叙述是,“地下党像一条大毒蛇,钻伏在地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推销恶毒的专制主义。谁知道,自由却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人们的心,也照得毒蛇无所遁形。”

她的叙述似乎越来越急促,从青年时代谈到此刻。但不管她的简单化的逻辑和粗糙的行文,你无法怀疑她感情的充沛与真挚,愿意相信,她说的是对的。她提起的那些细节,是我这样生活在内地的人都不甚明了的,事实上,在深受其害的内地,它也同样是被埋葬的记忆。

我怎么去理解她的幻灭?我们从未全身投入什么,遗忘自我,认定自己献身于更大的历史潮流。此刻,我们感到党的影响力的巨大,却不知该怎样理解它,看起来,我们获得的自由要比从前多得多,但同时,你的确也感到压抑与恐惧仍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忘记了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身处边缘的人们,常有更敏感的观察。

倘若那个令人惊恐是比喻是对的,这条仍神秘的巨蟒,其实从未改变,它真的会缠住香港?2010年3月,她写道“如果地下党员当上特首”,来公开反对梁振英的竞选。而彼时,大多数香港人多少持有这样的想法,倘若梁振英与唐英年都必须听命于北京,他们有什么区别?但对于梁慕娴来说,这种对比像是当年储安平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他们都是党国体制,有着诸多相似,但前者是自由的多少的问题,后者却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在短暂的三天香港之行后,她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将在那里得到梁振英当选的消息。那一刻,她将做何想,她会感慨自己的努力是毫无用处的吗,还是会坚定的继续呼吁下去?

我无法确认她的记忆与判断,是否全然值得信任。但倘若你要了解一个复杂的组织,多方的视角是必须的。我忽然想起另一位流亡加拿大的脱党者张国燾,倘若你了解中国共产党兴起的历史,你无法忽略他的回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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