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七日清晨,友人打来电话,说“方励之去世了”。我“啊”的一声,随即追问:“什么时候?”“什么毛病?”友人说:“急于向你报信,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我立即给李淑娴打电话,不通。上网搜索,得知:四月六日早上,方励之正准备去上课,咳嗽一声,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老方,你走得太突然、太离奇了!

    励之给人的印象,脸色红润,嗓音洪亮,身体健壮。“六四”以后,中国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描绘方励之的特征是“走路抬头挺胸,步伐较快”。十足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上帝的召唤,点错名了吧?

    苦了李淑娴。前几年,他们家老二方哲因车祸不幸身亡。淑娴接连失去两位亲人,可以想见,痛何如之!我给她发了一个邮件,悼念励之。我还说:“你们家老二出事后,励之在回我的邮件中说:‘请相信,我们是坚强的。’现在轮到你一个人再说一遍了。”她表示,她一定要像励之那样坚强,不管多么艰难。愿淑娴节哀,渐渐走出悲伤的幽谷,平静地面对现实。

 
五行山下压不住

 
    方励之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翻滚,数日不得安宁。

    我和方励之是北大五十年代的校友。我虽然比他年长四岁,由于上大学比较晚,我读历史系一年级的时候,他已是物理系四年级。他在学生时代就有点名气,名气来自他的独立特行的风格。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团员代表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团委书记胡启立。历来,通过报告的时候,主持人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总是没有意见,照例一致通过。这次,却有一个人从老远的地方咚咚咚地跑上主席台,全场向他行注目礼。他提了一通意见之后,会议冷场。大家都在打听,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物理系的方励之。

像他这样另类的人,一九五七年是很难过关的。他的同伴李淑娴、倪皖在北大被打成右派。方励之是“同案犯”,所幸此时他已离开反右风暴的中心北大,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虽然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还是被开除党籍,经批判后下放到河北赞皇县劳动改造。在舆论中,他是“有问题的人”,这就成了无形的帽子。右派还可以摘帽,无形的帽子却是摘不了的帽子。

    六、七十年代,我们两家都住在北大朗润园10公寓,是邻居。我见到他的时候,老是心事重重,满怀愁绪。直到八十年代,我已被贬到南京,他到处演讲,造成轰动效应。我为他叫好,对人说,压在五行山下的方励之终于冲出来了,这才是他的本色。

 
冲天一鸣天下闻

 
    八十年代,方励之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他的出现,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中国。一九八O年,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邓小平认为,团结工会的背后是一批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这一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形势逆转。一九八一年以后,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打出强权探照灯,搜索自由化分子。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被胡耀邦称之为“闯将”的一批人物,纷纷中箭落马,调动工作、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发配外地等等不一而足。

        “江山代有才人出”。正当邓小平对文艺界、理论界施行高压之际,不料科学界冒出一个方励之。方励之独力抗拒反自由化,发出自由的呐喊。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互相拉锯,魔高道高,不断攀升,终于爆发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方励之是天安门一代的启蒙导师。他的历史作用在于:接过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点燃民主运动的圣火。

        思想解放运动的“闯将”是一批人,而方励之是一个人。思想解放的一批人被剥夺了发言权,能够发言的方励之顶替了一批人。他是孤独的,需要更大的勇气;正因为如此,他一个人的声音涵盖了一个时代。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后,方励之也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有关方面将他的言论编成《方励之谬论汇编》,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小册子发下去以后,人们争相传阅,将反面教材正面读,反而扩大了他的影响。有关方面发觉后要求全部收回,谁知收不回来了,部分小册子已被有心人珍藏。

        方励之发出的最强音是民主的呼喊。他有一句名言:“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这句话改变了中国人关于民主的观念。人们常说“发扬民主”,以为民主是从上面发扬下来的。这是祈求开明专制下的仁政,不是实行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方励之任科大副校长时提出,大学生应培养科学、民主、独立、创造的精神《人民日报》上民主办学在科大”的栏目不断连载。一时之间科技大学又成为民主大学,气象万千

        当时方励之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激励人们去争取民主。直接受他影响的科大学生,成为全国学潮的带头羊。  

        方励之将民主引向人权,这是他的思想的深刻所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新启蒙》创刊发布会上,他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人权是民主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为天安门一代的年轻人所理解,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不仅是他们,从遥远的“五四”以来,中国人往往将民主附丽于爱国,以爱国为最高范畴。人本身是人的最高价值,因而人的一切活动应以人权为最高范畴。民主和爱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当权者还可以用爱国来压制民主。真正的民主是通向人权,不是通向爱国。以爱国民主运动求民主,是思想上的迷误,也是民主不得实现的症结。今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应当发起的是人权民主运动。

 
历史上的角色定位 

 
    方励之首先是科学家。他所受的科学训练,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他的彻底性在于,运用独立思考,特别是宇宙大尺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观察人生。方励之是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科学家并非都有科学精神。对于有些人来说,科学只是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生的态度。一九五八年,有的科学家揣摩上意、迎合风向,为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作论证,就是没有科学精神的表现。方励之继承了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的传统,不为偏见所束缚,不为权势所屈服,一贯坚持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是相通的。追求科学真理和谋取人民利益也是一致的。方励之又是“五四”启蒙先驱的传人,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在八十年代进行新的思想启蒙。

    中国从来不缺起义首领、造反好汉、革命英雄、政治领袖,缺的是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思想家。方励之以科学家的身份进行思想启蒙,这就是他在历史上的角色定位。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和确定自己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必服从别人的意志。对人物的评价,应当符合他本人的角色定位。许多好意的颂扬和恶意的攻击,大多不符合方励之的角色定位。

    一九八九年前,他鼓吹自由和民主,起了动员的作用。有人就称他为“民运领袖”、什么“领导人”、什么“领军人物”等等。中国官方又称他为制造动乱的“黑手”、“后台”等等。这些,都是强加于人的角色错乱。

 
不符合角色定位的苛求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方励之每天都到北京天文台去上班,指导研究生,还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他忙于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插手”运动。他对民主运动是支持的,但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无休止地绝食,以至有的学生领袖声言“期待流血”,都不符合他的理念。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就曾劝阻学生上街。“六四”邓小平大开杀戒,镇压民主运动,并以方励之为首恶。这是毛泽东、邓小平处理群众闹事的一贯格式,锁定和严惩一两个“黑手”、“后台”,以吓退和驱散众人。方励之当然不能对这场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理念、实际上也没有“插手”的运动负责;更没有必要为此结束生命。所以他和李淑娴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一年后,经中美两国谈判,离开中国,转道英国到达美国。二OO五年,我们相聚在普林斯顿的林培瑞家(见上图)。林是陪同方、李进入大使馆的。事后忆当年,方说:“当时不知道邓小平杀人的劲头究竟会疯狂到什么程度,真以为有掉脑袋的危险。要说怕死,也可以,……。”我就说:“应当诅咒的不是怕死,而是为什么要叫人去死?不怕死又怎么样?问题是,当时是否值得你去死。”有人批评方励之,为什么不能像叶利钦那样,登上坦克,振臂一呼?为什么不能像谭嗣同那样,为变法杀身成仁?从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来说,方励之都不可能扮演叶利钦、谭嗣同的角色。这不是方励之的过错,而是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的苛求。

    还有人批评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是丧失民族气节。按国际惯例,因逃离政治迫害、保护生命而寻求避难是合乎正义的。人类正义高于民族原则,无可责备。在中国,也有先例。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使馆的帮助下,逃出中国。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李大钊,躲进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一九四六年,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后,民主人士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躲进了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所以这种批评至少是不了解历史。
 

角色的转换

 
    方励之是在一定条件下升起的启明星,条件变化了,启明星也将隐退。启明星不是“不落的红太阳”。在美国,方励之的角色转换了。有人批评他,为什么淡出民运?为什么不站出来统合海外各种异议势力?不是淡出,而是本来就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他不能按照别人的意志强迫自己成为政治活动家。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不能以自己的号召力把在北美的各个政党统一起来,像 孙 中山一样,组织一个类似当年国民党的海外反对党?方先生本人应该是当然的领袖。他说,当年孙中山的做法,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实际上是恐怖主义活动,包括暗杀、政变、暴动等。方先生希望中国走非暴力的道路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温哥华吴伟)

    方励之原来的角色也难以为继了。自由的西方不需要他来启蒙,而专制的中国虽然需要启蒙,但它筑起了“防火墙”,海外人士又无法进行启蒙。方励之恪守本分,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科学上,任何命题都有边界条件,越过边界条件,真理就变为谬误。历史上,角色定位,怎样做人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在边界条件以内发挥的正面作用,越过边界条件,可能会成为负面作用。方励之的科学精神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严格执行做人的边界条件,做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事情。不像有些人不知自己做人的边界条件,奢望成为“中国的瓦文萨”、“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结果不但毁了自己,也阻挡了真正的“中国的瓦文萨”、“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的出现。我有时就某些重大事件约他写评论文章。他说,我理论上不行,这种文章写不好。他写的散文,夹叙夹议,相当精彩。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 

    在美国流亡的二十多年间,他倾力于心爱的科学事业,屡有所获。但也不是钻进象牙之塔。他一贯支持天安门母亲的诉求和国内的维权运动。十多年间,方励之是“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还曾担任共同主席。“中国人权”是于一九八九年由一批怀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在纽约创立的。第一年筹得的经费不足5000美元,参与者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工。后来事业发展了,年收入400万美元。物质上脱贫,精神上堕落。主要工作人员领取高薪,义工也不来了。更为严重的是财务混乱、行为违规、人权理念异化。从二OO四年到二OO五年,经过一年的内部斗争,事实证明无法挽救,方励之先是辞去共同主席职务,又带头与其他十一人一起辞去理事职务。辞职是蔡元培常用的斗争手段,不能改变现实,至少也不与之同流合污。有人认为,不应辞职,有问题在内部解决,一致对外,反对共产党。共产党的思维方法是首先划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只要是延安,一切皆好,不好也是好;只要是西安,一切皆不好,好也是不好。海外流亡人士中也有类似的思维方法,只要反对共产党,就能掩盖一切。方励之不论扮演什么角色,他为人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反对共产党的腐败,也反对与共产党对立的人的腐败。

 
    励之,你走得真不是时候。现在,中国的上空彤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临,终将冲刷泼在你身上的污水。你等不到这一天了。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到美国不久,与先期到达的刘宾雁、、王若望相聚于华盛顿,留下了合影。照片上的四个自由化分子,走了三个,剩我一个,茕茕孓立,黯然神伤。天公青睐,我必长寿。总有一天,我将代表你们,跑到天安门前大喊一声:“自由化分子回来了!”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