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无近忧,必有远虑”。眼下的中国经济,则可谓近忧和远虑并存。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凸显。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下,中国投资率快速升至50%左右的历史记录水平。眼下的风险在于,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铁路投资,这三大投资引擎都遇到了麻烦。1)中央坚决调控房价导致房地产投资失速。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速回落18.4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3.1个百分点;2)地方政府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急剧缩水(上海2012年第一季度土地出让金同比猛降80%),另一方面平台债务清理压力持续,投资势头不再;3)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则遭遇了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之后暴露出来的质量隐患和高债务风险的双重挤压。

在三大投资引擎同步熄火的情况下,第一季度GDP以8.1%(低于普遍预期)的数字给了市场一个下马威,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虽然地方平台债需要清理、房价过高、铁路负债率太高等难题都是客观现实,但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更多地需要体制改革来理顺。如果期盼在短时间内就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上述问题,则经济硬着陆并非不可能。

诚然,化解短期的硬着陆风险并不困难:以时间换空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强调:铁路投资5000亿元今年必须确保到位。这是政策即将逆转的信号。即便中央不公开宣称放弃房价调控,但房地产调控势必逐步向“表面上严格,暗地里宽松”的格局转变。可以预期,未来几个月,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继续下调,从而向商业银行体系注入更大流动性。银行将不得不抓紧再融资,补充资本金,来适应规模扩张和贷款质量下降的风险。

近忧易解,远虑才是真正的考验。中国经济多年来一路高歌猛进,但这种建立在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基础上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劳动力供应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工资成本攀升不可避免;污染已经把环境承载力逼近临界点;地方政府大搞经济建设,导致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不可持续;“大政府”导致官员权力过大且不受监督,进而成为寻租的温床。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相当的0.5的历史高位的同时,灰色收入在2008年即达到5.4万亿的惊人规模(王小鲁的测算);“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作法,导致了司法独立性的丧失,进而导致了公权力频繁侵犯私权利(如强拆)和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并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不断等社会矛盾的激化。

50%的投资率,标志着投资驱动的增长走到了尽头;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则警示了转型的迫切性。如果说,过去十年是“聚精会神搞增长”的十年,下一个十年则必须是“重启改革的十年”。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将如何铺开?

中国经济改革“第二季”要实现两个核心转变。其一,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的制造走向创新;其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必须从投资转向消费。

要实现企业创新,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消除寻租的制度空间,减少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破除行政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政府应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放弃做运动员,专注于做裁判员。

要实现消费驱动,必须提升居民的有效收入,将政府控制的过多经济资源(例如央企)“还利于民”。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应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保障,通过完善医疗、教育、养老体制,消除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必须通过财政民主,压缩不必要的支出,逐步退出“土地财政”,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

显然,无论是企业创新还是消费驱动,其核心命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政府从经济建设的参与者转变为“看不见的手”,致力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放弃过多的审批权、消除垄断,让市场的归市场;要求政府放弃掌控过多经济资源的作法,真正还利于民;要求“大政府,小社会”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由是观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其实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要政府放权让利,实现“自己改革自己”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关键是灵魂深处的革命。正如孟子所言: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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