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获得了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这一来自国外的奖项,引起了国内某些论者的担忧。

某报一篇署名评论员文章就写道:“茅于轼先生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历史的宏观面上看,今天中国有这样的人大概是必要的,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们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现。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

一介学者,一个手无实权的知识分子,难道会因为他的立场和观点,因为他批评的尖锐,而对国家构成危胁?或者说,一个国家会因为一些知识分子既不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亦不突破文明底线的言论而面临失控?这样的言论不仅杞人忧天,而且混淆视听。

该报评论文章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懂得团结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茅于轼先生以其80多岁的见识,体会应更深。做到尖锐,在今天的中国已很容易。帮助国家团结,却常常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加入到这个行列。”

照这样说来,“做到尖锐”的茅于轼先生是不“帮助国家团结”了。

这恐怕是对“团结”的深刻误读甚至偏见。只有相似的声音、相近的立场不叫团结;有不同意见却不让充分表达也不叫团结。事实上,有共识是团结的基础,而共识要形成,需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表达、互相碰撞,并最终达成平衡。不让各种意见经过充分讨论、争论的“团结”是伪团结。

既然该评论也认识到“茅于轼等自由派促进了中国多元化的形成,很难说中国今天的繁荣和强大里没有他们的一份贡献”,那不妨再多些雅量,承认并相信大多数发表不同意见、向着自己认为对的方向“猛跑”的人,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和社会谋福益。

理性的批评者,何尝不是理性的建设者?理性的批评过程,同样也是建设的过程。对于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基于其专业素养而进行批评和建言,不仅是他的天职,也是他爱国的主要方式。

茅于轼等人的言论当然需要制衡,但制衡并不意味着不让他充分表达,哪怕是以“尖锐”的方式。在言路畅通的环境下,各种声音、各种立场,无论温和,无论激进,只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不挑战文明底线,不侵害他人私域,总能达成平衡。而从另一个角度想,茅于轼等人的言论,何尝不是另一方向言论的制衡者?

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爱国的一方,而将异议者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同样,也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帮助国家团结”,而持不同意见者则是不帮助国家团结。将尖锐的批评和不同立场的观点,归入“不团结”的队列而加以排除,其实才真正有害共识,伤害团结。

茅于轼多年来倡导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个不懈的批评者和建言者,他的价值自然无需一个外国奖项来突显。他的价值,不必因为获了奖而放大,更不该因为获了奖而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