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

江青与毛泽东

本文摘自《中国外交隐秘故事:外交风云亲历记》,张颖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1

1972年,原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受邀到我国访问。1972年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维特克。8月25日,江青又在广州接见了维特克,当晚9点,江青宴请了维特克,席间,江青向维特克披露了许多她个人的私生活,以下便是当事人张颖对两人当时的部分谈话实录。

“我几乎被流氓给骗了”

江青:“今天请你吃广东饭,中国有句老话:吃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而广州人特别会吃。这是盐鸡,味道不错,还有清蒸鱼,这种芥兰菜只有南方生产……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到越秀山去看看,我现在不能去了,否则成了展览品了。我在这儿必须保密,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负责。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会给我保密,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

维特克:“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

江青:“对,我应好好休息。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怕落后。我应有责任,我在这里同你谈话,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维特克:“我相信。”

江青:“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不是这样的。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各种问题,经济、政治、文艺等等,我们从来不枯燥。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也很会打乒乓球。”

维特克:“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我知道毛主席早在1917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

维特克:“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欺侮我。”

维特克:“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有一次我弄了点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

“贺子珍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

江青:“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

维特克:“我知道那是假的。”

江青:“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维特克:“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

江青:“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

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你书里不要写这些。”

维特克说:“不写。这和革命没有关系。”

江青:“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

江青:“她把那个男孩放在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被送到精神病院。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

维特克:“我知道。”

江青:“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她,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她还活着。她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他们还用‘电疗’治疗。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生活很艰苦,她感到很烦。她在莫斯科说,我是休养来的。但苏联人说,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李讷是我生的,他们都随我的姓。”

维特克:“杨开慧被杀害时,毛主席还有一个妹妹也同时被杀害了,是不是?”

江青:“我不清楚。总之,他有一妹妹也牺牲了,不是亲妹妹,是堂妹,叫毛泽健。有个展览,看了就知道她是怎么牺牲的,你也可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

维特克:“我愿去。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

江青:“是的,她随我的姓。”

维特克:“谁把她带大的?”

江青:“她母亲在苏联,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然后找到这个孩子,她不愿意跟她妈妈,愿意跟我们。她早就结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她学自然科学。李讷是你的同行,学历史。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是我当儿子养大的。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我不大清楚。他是造反派,参加过武斗,他还没有结婚。李讷比他大半岁。”

“我男朋友可多了”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

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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