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选网上历史学者章立凡的博客文章回顾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准确说法应该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况且,“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就曾多次出京“巡视”,尤其是每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会出京沿途宣讲,大造舆论扭转形势,你别说,这法子还真是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1971年最后一次 “巡视大江南北”,一路上不断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当年也被称之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凡是发表了重要讲话的主要领导人的“南巡”,往往都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话说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也就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成为了他所自称的一介“平民”,但却仍然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平民”。而在此之前几个月,震惊世界的89“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了空前的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了倒退,不仅如此,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舆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中国的这场六四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多拉之盒,曾经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因为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90年10月实现统一;而一年之后发生的“8.19政变”则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一个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

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国内那些否定改革的人们也趁机打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并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在国内外这种政治气氛之下,邓小平亲手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岌岌可危,甚至面临着半途而废的危机。此时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的邓小平,两位得力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已经先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因此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绩。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

从1992年1月18号到2月21号,邓小平在家人的陪伴下,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文章又说,在此次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始终陪伴左右,显示出他的抗争已经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够迅速扭转中国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果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先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社论作出积极响应,随后“南巡讲话”又被整理成为中央二号文件下达,并于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最终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回首历史,在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形成记录的文字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样一段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如今,“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20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15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繁荣的背后,则是极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究其原因,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通篇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可以说,当年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重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了89“六四”之后遭遇国际社会空前孤立的难关,缓和了国内外种种矛盾。这固然是邓小平实用主义哲学的成功典范,但从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却是严重的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曾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综上所述,章立凡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这在无形中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事实上,中国执政党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上就是在与自己为敌。一个执政党,如果多数党员只为自己谋利,不为党的前途着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体制也就很难自我修复。总而言之,不为人民维权,政权难以维稳,一边侵害人民利益制造不稳定,一边又在利用维稳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是最缺德的经济模式;另一方面,一边以国家主人作为假想敌,一边又在用纳税人的钱来监控纳税人,则无疑是最愚蠢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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