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劫夫(1913年11月17日-1976年12月17日),原名李云龙,笔名劫夫,吉林省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系列为毛泽东的语录谱写的“语录歌”,此外较为有代表性的就是那首曾经脍炙人口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然而这位红歌始祖由于卷入毛林政争而惨死于文革一片红之中。以下文字引自大陆新民网。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在北京谱曲语录歌

  因为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与黄永胜的往来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这是导致李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的事情,使劫夫在后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见”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按理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被弄成了罪证呢?

  所谓“学习班”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尽管只有一个题目),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因为,毕竟劫夫并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另类处理的。

  歌曲解禁,结论照旧

  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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