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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4月02日 11:25:27
如果你去万圣，购书以外，常常可以遇见学界人物，包括一些“大腕”。这次我就巧遇了郑培凯教授（也连续购买了多部钱穆著作）。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十年以前，在香港；而最早，则是在1986年，纽约。
他是到北京大学来讲学的，我想起他是明史专家，遂把最近读书，特别是读阳明学的体悟，向他请教。没想到，他也有类似的观点，强烈表示认同。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再看看钱穆先生的论点：
中国人认为，一切真理不仅在“思辨”中见，更要在“行动”中见。思辨常附随而襄助着行动，若要求知真理，思辨最多只算是半个工具，另外半个工具则是行。中国人多不主张离开行，单独于思辨中求知（《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
钱穆先生说，有“经籍书本”之学，有“人文知行”之学，康有为曾写道：戴震临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学龠•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那岂不是有点晚了？
学无止境，此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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