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东莞男子蒋某军被一辆面包车撞伤，不省人事，肇事司机逃逸。凤岗公安分局局长罗建军路过事发现场，指挥同行民警救人并处置事故。伤者妻子张某兰赶到现场后指责罗建军是肇事者。在罗建军亲自督办下，警方16小时抓获肇事者，张某兰称对误会感到十分懊悔。（4月12日《广州日报》）
无论出自个人品德的本能反应，还是公职人员的身份苛求，公安局长救车祸伤者的行为，无疑显示出当今社会一个合格公民的应有之举，更折射出一名公仆勇于担当为民服务的应有情怀。
整个事情若没有“诬陷”这一小插曲，无疑是在一个良性的轨道发展：局长先救人，再督促办案，16小时破案，尔后还组织募捐。当然，最终局长也恢复了清白之声。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由得令人忆起曾几何时“日本人丢车一天追回”、“美国人丢马跑20公里找回”等事，好比针对这些事网友的发问——国人为啥难享此等VIP待遇一样，我想追问的是，假如救人者不是公安局长？
基于常情与常理，外带经验的思考，不妨先揣测臆想一下救人者不是公安局长的后果：第一个问题是，假如是常人伸出的援助之手，还会遭到诬陷么？鉴于“彭宇案”未被推翻前的“X版彭宇案”，答案是极有可能的。第二个问题是，若常人遭到诬陷，事情会随着公众的意志与情感转移么？是否会一帆风顺的朝着正义的轨道发展？答案，无疑很难确切的回答。
发问“假如救人者不是公安局长”，并未裹挟着“阴谋论”与“诛心论”，只想表达的是，当假如成立、答案模糊时的尴尬，如何避免，如何未雨绸缪，抑或如何杜绝。
公安局长救人反被指是肇事者，显然已是N个版本的“好心没好报”现象了。且这种诬陷，俨然已成一种瘟疫，潜伏于社会各个角落，时而冒出端倪。而比诬陷更可怕的，是诬陷所造成的众人冷漠与麻木的感观认知。比如“你就是肇事司机，不然哪有那么好心救治伤者？”的令人寒心的发问。
针对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小悦悦事件”后我们进行过全面的反省，我们有过见死不救入罪的争论，我们也有了立法保护见义勇为的实质举措，可为何依旧刹不住这股“歪门邪风”？笔者看来，一在于对诬陷者的惩处过于轻飘飘。真相大白后诬陷者往往“后悔不已”，而后道歉了事，欠缺对其令社会警醒的举措。二在于老生常谈的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的窘境。如今，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是众生的常态，一旦稍有天灾与人祸，往往达到“家徒四壁”的地步。这般语境之下，难免诬陷者丛生。
落实如此举措，方能化解“假如救人者不是公安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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