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光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4月11日  10 版)

 

      如果没有遇到崔健,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转向别处。

  我记事的时候,正赶上人民公社的尾巴。老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大喇叭。每到饭点,这个话匣子里就传出阵阵高亢的声音。我印象中,全是天下大事。

  外国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台湾还没解放,一些国家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拯救。我和小伙伴们美滋滋地幻想着,有一天,我们可以扛着枪,直抵美帝国主义的老巢。我的童年,就在这种虚假的拯救天下的情怀中度过。

  美帝终究没能颠覆我们,倒是现实颠覆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大我8岁的哥哥,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父母每天长吁短叹。毕竟,拿出房子以及“三转一响”等硬件,家里还是有些吃力。甚至,家里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大米。我的英雄主义梦,渐渐破灭了。

  这时,崔健来了。哥哥等一拨年轻人,有人没人时都会吼几句崔健的《一无所有》,嘻嘻哈哈地笑谈一阵,仿佛全然不把洞房花烛夜的事放在心上。

  我哥哥他们吼,我就跟着吼。晚上放学回家,在漆黑的夜里吼上几嗓子,倒也不觉得害怕。

  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无所有”成为我的口头禅。客人来家,问我会唱什么歌,我就扯着嗓子吼几声《一无所有》,气得父亲拉开架势要揍我,我则吼着跑开。

  那时,磁带录音机还是奢侈品。我听到的崔健的歌,全是哥哥他们翻唱的。其实我也唱不来几句,更不知道走不走调。这已经足矣。后来我想,要不是那时我认识到我在物质上一无所有,说不定现在的我,就在离家不太远的某个煤窑里挖煤。

  上大学后,我才真正接触到崔健的歌。听着他的声音或吼出来,或从嗓子里挤出来,我的心灵一下子打开了。这分明是压抑中的呐喊,分明是对现实的解剖,分明是时代的挽歌。

  宿舍一哥们儿,朝鲜族的,能歌善舞。他时常怀抱吉他,吼着崔健的歌。他没迷倒任何女子,倒是把我给迷倒了。我也买了把木吉他,跟着他吼《一无所有》,吼《红旗下的蛋》。那种感觉,真够劲。

  哥们儿总说我不是玩音乐的料。我不在意。他不懂我,更不懂崔健的歌对我的意义。他也不知道,那时的我,骨子里和崔健一样,满是压抑和批判。我要的就是崔健那种畅快淋漓的味。

  大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道门。在大学里,小时候形成的很多观念,很快就被瓦解。

  我记得入学后不久,同年级的一名同学,给自己的中学校长写了一封信。

  当时流传的版本是,这名同学在大学课堂上,接受到的价值观和中学时接受到的不一样,他想问问自己的中学校长,到底谁对谁错,自己该听谁的。中学校长接到信后,又给大学来了一封信,把同样的问题,抛给大学领导来回答。

  这件事引起同学们一阵热议,最后结果不得而知。那时,我的精神世界如那名同学一样,已经恍惚。

  好在我有崔健,还有《一无所有》。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

  毕业时,社会向我敞开了两道门,一道是现实的门,一道是虚幻的门。进入现实的门,我的精神世界将会枯萎;进入虚幻的门,我的现实生活会一无所有。

  我没有进任何一道门,选择在门外徘徊。这时,我认识了老周。

  老周大我10多岁。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小院落里,他讲到《一无所有》,回顾了2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告诉我该如何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才能改变一无所有的状态。他一开口就讲到我的心坎上,我发现,他对崔健的理解远超我大学时的认知。3个小时后,我决定跟着他,走进一道行动的门。

  工作这些年,无论在什么场合,总能发现一些人指点江山,议论天下大事,仿佛回到我的童年时代。而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他们总会不屑地说,我管好自己就行了,别的事,我管不了。

  这就是现实。在社会行动上,其实很多人一无所有。要是没有老周的指点,说不定我也和他们一样。

  离开校园10年,我始终没放下崔健。当我需要动力时,我就会打开音响,让他的声音一点点渗到我的心灵中。可我从未想过去接触崔健。有朋友曾兴冲冲地邀请我去听崔健的演唱会,我无动于衷。

  93号汽油“破八”了。一天路过一个加油站,看到加油站赫然打出“直降5毛”的牌子,3车道的路被加油的车堵了大半。我突然想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很多人只不过是任人摆布的道具而已。他们或许有些钱,有些想法,但在社会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头。在精神上,依然是一无所有。

  还好,我还有《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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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4/17.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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