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仇官、仇社会的“解仇药”
作者:
郎遥远

  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肖志恒日前在点评全省反腐败斗争形势时,开诚布公地说:“社会上的仇富心理有些转化为仇官心理,继而转向对党和政府的仇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这是很要命的。老百姓给我们增加了新的不信任情绪。”

  “仇富”、“仇官”的话题,早已弥漫市井乡野,折射庙堂贵胄。而如此高分贝敲响“仇视社会主义制度”警钟,并不多见。肖副省长这番直陈时弊的警世之言,和近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出的“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言论一样,是当下建设幸福广东“激情再燃烧”的思想大解放,揭开了“一叶障目、两豆塞耳”的官场脸谱,深切表达了党内开明领导、有识之士对当下社会官民矛盾尖锐对立的忧患和反思。

  当下中国民众的仇恨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扩散。仇富、仇官、仇警、仇法官、仇城管、仇医生、仇楼市、仇股市、仇两桶油……直至如肖副省长所言“转向对党和政府的仇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凡是特权横行之处,凡是不公不义之时,就有仇恨迅猛滋生。当一个社会的每个角落里都充满着仇恨,那“包容性增长”何来包容?“和谐社会”怎有和谐?当仇恨的积累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中国社会将走向何方?特权愈暴,贪官愈贪,奸商愈富,专家愈“砖”,民怨就愈愤,如果得不到舒缓,仇恨的火山就会在某一个偶然事件喷发而出。

  素来勤劳、善良、温顺的中国百姓,为什么变得如此多仇?难道是千年“等贵贱、均贫富”草根夙愿的再度张扬,抑或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仗义之心的回光返照?

  是百姓贪得无厌吗?前任广东省长黄华华在去年谈及百姓“仇富仇官仇城管”时,说:“我们现在得倡导知足常乐的观念,否则民众心理很容易失衡。比如,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看到别人赚的钱多,他也想赚那么多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键是道啊!你想成为李嘉诚,可你有那本事吗?”毋庸置疑,民众难免存在“羡慕嫉妒恨”的人性弱点。但是,大凡仇恨者,无非两种人,一种是底层百姓,一种是有正义感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这是“足”吗?老百姓如何“乐”得起来?老百姓质问权贵们,为何已经住豪宅大院,吃山珍海味,还要如此拼命敛财?老百姓从不会仇恨像李嘉诚这样白手起家、生财有道、富有爱心的企业家。

  是百姓不该仇恨吗?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一旦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失控了。一旦这个社会失控,倒霉的不是官员,倒霉的是老百姓。”李副校长劝百姓不要怀仇恨心,否则倒霉的是自己。

  一个劝慰百姓“知足常乐”,一个劝诫“仇官要倒霉”。这两种论调,都可窥长久盘踞、缠绕不散的封建专制思想遗毒。一个漠视,一个无视,把“民生之艰”视为空气,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思想大相径庭。正是权力与金钱的傲慢,才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所说,造成“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倾向,继而造成中国社会的全面断裂。

  百姓普遍仇富、仇官,并非全是平均主义观念的红眼病,而更多是因为“第一桶金”的原罪与官位取得的非正当性,为富不仁,为官不廉。在商界,偷税逃税、掺杂使假、欺压贫弱等丑恶现象伴随着层出不穷的奸商们,暴富之后随心所欲,更损害其公众形象,招致愤恨那是情理。在官场,一些公仆的异化现象相当严重,“为人民服务”私添一字成“为人民币服务”,“升官发财享乐”六字真言成为人生追求,“腐败”成为生活方式。官迷心窍,钱欲熏心,哪里还有一点“仆”之心、之行、之态,完全成了欺上瞒下的恶仆,必然走到百姓对立面,百姓仇官那是必然。个别地方甚至被弄得民怨沸腾,基层政权受到冲击,震惊高层。

  百姓仇恨情绪的另一方面,源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社会保障水平低,两极分化加剧,制度缺陷导致社会基本公平的消蚀。中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当基尼系数为0.5以上,特别超过0.6以后,社会将动荡失控。而今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新的“三座大山”压顶,加深了百姓仇恨情绪的程度;社会基本公平缺失,处处受窝囊气,扩散了百姓仇恨情绪的广度。其实,百姓仇恨的是官商勾结,仇恨的是司法不公,仇恨的是特权横行,仇恨的是黑、恶、贪、腐,仇恨的是不公不义。而这一切,又怎能是“知足常乐”的道德教化所能化解的?

  “制度优越性”,不是执政者标榜的,而是民众切身感受的。在邻国日本,有一个行政传统叫“体察文化”。政府部门在道德上、伦理上具有优越感,居高而视,体察民情。如果体察不到,还要通过“苦情相谈”来弥补解决。“苦情相谈”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上访制度。民众有什么苦情,遇到什么困难,可直接找政府帮助解决。日本政府比不过我们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官威。日本的政府是开放的,除了中央政府,民众都可随便进去;我们的政府是武警站岗、特勤把守的,人民非请勿入。日本公务员遇到“上访人员”,高兴得不得了,有问题就去解决。而我们人民公仆看到上访人员,就常常头疼,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视为“敌对势力”予以打击法办。与“体察文化”相距十万八千里的“截访文化”,除了一声叹息,夫复何言?

  百姓仇富仇官乃至仇制度,不是今天才成为话题,已是令人焦虑的老生常谈。究其源头,就是封建思想的遗毒和政治制度的弊端。如何纾解日益激化的官民矛盾、化解民众仇恨心理,解药有三贴:

  其一,政治文明。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打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禁区和雷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践行现代宪政。为什么美国、、欧洲等发达民主国家公民不仇富、不仇官、不仇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我想,这一定不是“知足常乐”之德,而是“政治文明”之功。

  其二,求真务实。如习近平副主席所言:“关键在落实。”把决策变为人们的实践行动、由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过程,无疑需要克服主观和客观上的诸多障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落实”,而不是“空谈误国”,中南海政令才能畅通无阻,好经才不会念歪了。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全面落在实处,把一切动听的口号落在实处,百姓才会活得幸福而有尊严,不再仇恨。

  其三,公平正义。如汪洋书记所言:“下决心解决公权力对资源配置不恰当干预。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指出:“为何社会出现仇官、仇富、乃至仇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很大程度与社会公平正义不够有关。老百姓不满意,是因为非公平竞争。这对社会有摧毁性的潜在威胁。为什么你拿100元,他拿50元,他不满意,主要不是因为这个钱,是拿钱的过程不公正。”只有民主法治,才有真正的阳光政府和健康的市场经济,才能催生公平正义,散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光芒。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