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9日,是一个让我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午四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区分局的20多名国保警察闯入我租住的天通西苑二区5号楼5单元802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之后到4月22日的63天“被失踪”的日子里,我先后被关押在三个“黑监狱”,对我实施的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就发生在这三个“黑监狱”中。

一、与国保结怨

2011年2月19日,是一个让我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午四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区分局20多名国保警察闯入我租住的天通西苑二区5号楼5单元802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

这一切都是因为2月17日下午16时25分54秒,我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了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信息:“RT @mimitree0: 中国‘茉莉花革命’初次集会日期已定,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下午2时,全国各大城市集合地点将提前一天在博讯新闻网公告,希各周知。如届时情况有变不能及时通知,请自行前往各大城市中心广场。”

我将这一信息转发之后的2月18日晚上,就接到昌平区国保陈世杰的电话,说第二天早上九点要来我家找我“喝茶”。我问何事?他说来了就知道了。陈世杰是昌平区国保的一个小头目。我们自2009年4月搬到天通西苑之后,开始多次被昌平分局的国保“喝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昌平分局的国保知道我搬到天通西苑之后开始找我,但他们却不清楚我家的具体地址,以至于他们有一次找到我家的隔壁,另一次找到我家的楼上,但最终还是被他们找到了。

那是在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第一次开庭之前,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去现场声援。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正是由于你们的愚蠢行为,才导致刘晓波有可能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刘晓波虽然没有获得200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却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案第二次开庭之前,他们又来找我,还是要求我们不要去现场声援。

从这时开始直到2010年10月21日,一直是昌平分局的国保赵树全与陈万军来找我们的。对于赵树全与陈万军,由于他们年纪比较大快退休了,对我们还是很客气的,但掩盖不了他们助纣为虐的事实。2010年4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十多名国保警察对我家进行抄家并对我进行传唤,他们也是参与作恶者之一。

2010年4月2日,我们从同一栋楼的15单元搬家到5单元时,赵树全与陈万军来我家,非要我们告诉他们搬入的新地址,我不愿告诉他们,后来是我妻子磨不过他们告诉了。正是他们知道了新地址,告诉北京市公安局,才那么快就发生了对我抄家并传唤的恶劣事件。

2010年10月21日,当时因为我们家第二个孩子出生的问题去了309医院,但309医院却要求我们必须做绝育手术,认为我妻子去年刚做过一次剖宫产,现在再做一次剖宫产,间隔时间太短,如果再怀孕很危险将来出什么问题她担不起这个责任。我们坚决不同意做绝育手术,309医院就拒绝为我们接生。医院之所以能提出这么荒诞的理由,只是因为这个国度从来不把人当人,不尊重人权。

这一天下午我们正因为309医院的荒诞条件而困扰时,接到了昌平国保赵树全的电话,问我们在哪儿?我们告知在309医院。问什么时候回去?我们说不清楚,可能要晚上。我们晚上五点左右到家之后,赵树全带着另一个国保陈世杰来到我家,说我们签了“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声明”,要向我们夫妻二人分别取一份笔录,随后就问我们有关签名的问题。

这是我们与陈世杰第一次见面。赵树全介绍说陈世杰是他们领导,可能就是昌平分局的一个科长之类的吧,反正很多昌平分局的国保都归他领导。陈世杰还告诉我说,他妻子是我的校友,是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

陈世杰年纪不大就能成为领导,立功心切,与我说话当然就不客气,说话总是带着审问的语气。我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不像赵树全他们那么直接,说话总是转弯抹角的。

第二次见到陈世杰,是因为我和一个朋友准备在2011年1月15日组织一场“2010,传媒眼中的中国”的传媒沙龙,却被北京市国保要求取消。北京市局国保朱旭还因此找一个朋友谈话,称不要再与古川合作,古川年纪不大,却像老民运分子。并且还说,他传唤我时我都不用眼睛看他,用鼻子看他。朱旭对我抱有这样的态度。由此也可以知道,即使我后来不在推特上转发有关“茉莉花革命”的信息,他们迟早也会将我绑架而走。也就是说,“茉莉花”只是加快了这个过程,给他们绑架我找到了借口而已。

朱旭之所以对我们如此怀恨,是因为我们自2010年4月9日,他和王娜带着十多名国保对我家进行抄家传唤之后,我们坚持每天在推特上发出网络追讨:“北京市公安局请尽快归还不明原因所夺我和古川的所有私人物品。私人物品被抄第X天。警号001630之女、警号001634之焦帅帅、李硕、朱旭、王娜等助纣为虐者,历史耻辱柱上会记上你们的罪恶。”

在朱旭与一个朋友谈话之后,陈世杰也奉命来与我谈话。但陈世杰不明说他找我的目的,却反问我周末有什么安排。我不喜欢陈世杰转弯抹角的问话方式,因此与他吵了起来,并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没有安排,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不要再转弯抹角的了。但他依然如故,还是转弯抹角的问。我很生气,并告诉他我与他没什么好说的。后来我还告诉他,你去告诉朱旭,有什么麻烦就直接找我,不要我们组织一个传媒沙龙就搞破坏。这样的冲突当然使陈世杰对我怀恨在心。

第三次与陈世杰见面就是2011年2月19日上午,他带着另外两个昌平国保陈智和王东三人一起来的。陈世杰问我们为什么要转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我说我们转当然是希望中国也像突尼斯、埃及一样进行“茉莉花革命”。他说那把中国搞乱了谁来领导?我冷笑着说,你们是不是觉得中国离不开共产党,穆巴拉克被民众赶下台之前也说埃及离不开他呢。

陈世杰说你这样做知不知道后果?我说有什么后果,把我抓起来?我妻子李昕艾在旁边补充说,你们不是有“黑头套”吗?陈世杰又接着说,你看你们圈子里有哪些人转了这样的信息,你们转之前考虑过没有?陈智接过话来说,你转的时候有没有“过脑子”?我对“过脑子”的说法极为反感,我说你们问这话才没有“过脑子”。反正最后谈话不欢而散,他们走的时候,要求我们第二天下午(2月20日)不要去参加“中国茉莉花革命”散步,还说以后不要再转发类似推文,不要碰高压线,转发推文如果产生什么效果就要承担后果,扬言这后果是你承担不了的。

二、国保面面观

(一)北京市公安局国保

国保A、姓李,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处长,身体比较胖,是这次参与审问我的所有国保的领导。2月20日上午,他第一次见我就问,记住了昨晚老师们教的规矩了吗?还说如果没记住,就让老师们再教一次。后来三、四天,他每天来看我一次。3月4日下午,他告诉我,给你换个地方。那时我正在绝食,他说,如果到新的地方,我还继续绝食,那就不客气了。换到第二个“黑监狱”后,他找我谈话,要我认真考虑两点:一、考虑我目前的处境;二、权衡利弊与好坏。3月18日下午,他又来见我,命令将我转移到第三个“黑监狱”。 3月18日晚上他与我谈话,要我让昌平分局的国保满意,他才能满意。4月21日,他来到第三个“黑监狱”,要我写悔过书、保证书,才在4月22日将我释放。后来我回家之后,他在东小口派出所与我谈过给我生活补助的事情。

国保B、不知姓名,个子比较高,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可能是一名国保领导。2月19日晚上要我跪下,并要我守“规矩”。 不过,由于2月19日晚,第一个“黑监狱”的灯光太暗,加上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楚B,但我怀疑B和P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刘涛。

国保C、不知姓名,个子不高,长得一副街头小流氓摸样,属于国保B的部下。2月19日晚,国保B要我守“规矩”时,他对我进行“”,并不时用脚踩我的脚趾。

国保D、不知姓名,个子不高,长得一副街头小流氓摸样,属于国保B的的部下。2月19日晚,国保B要我跪下时,他将我踢跪下。态度嚣张跋扈,说话粗鄙斗狠。

国保E、不知姓名,看样子是国保F、国保G、国保H的领导。参与了2月20日、22日两次对我得审问,但却没发一言。

国保F、不知姓名,看样子是国保G、国保H的领导。2月20日、22日两次负责对我的审问,并多次对我进行威胁。

国保G、不知姓名。2月20日、22日两次参与对我审问时,负责记录。

国保H、不知姓名,中等个子,可能是2005年的时候找我“喝茶”的韩姓国保。参与了2月20日、22日两次对我的审问。

国保I、不知姓名。2月28日来审问我有关“茉莉花”革命的事情。后来3月8日、3月10日还两次参与对我的审问,负责记录。3月十几号的时候,当时我还在第二个“黑监狱”,他一天晚上喝得醉熏熏的过来告诉我说,你知道我最近去做什么了吗?我回答不知道。他说进城去帮我准备东西去了。他说的可能是指准备第三个“黑监狱”的东西。

国保J,不知姓名,以前是刑警。他从刑事案件的角度要我自证有罪。他曾在“黑监狱”接听电话时说, “在昌平,四号”。

国保K,不知姓名,五十多岁。负责3月8日、3月10日两次对我的审问,审问时举着一份监视居住的空白书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认错,就填上监视居住六个月。

国保L,不知姓名。3月6日,参与对我进行测谎测试。

国保M,不知姓名,女,四十多岁。3月6日,对我进行测谎测试时,对我进行提问。

国保N,不知姓名,女,四十多岁。3月6日,参与对我进行测谎测试。

国保O,不知姓名,来自山东农村。2010年4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东小口派出所对我进行传唤时,他与朱旭一起参与了对我的审问。2011年3月18日下午,他来到第二个“黑监狱”对我进行劝说,并告诉我A是预审处的处长。

国保P,刘涛,个子高高的,脸黑黑的,号称是我妻子李昕艾的老乡,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但好似没有A的职务大。李昕艾在东小口派出所绝食期间,曾与他见面谈话。

(二)昌平分局国保

国保Q,刘波(音),个子比较高,以前是刑警,有一个女儿上初中,在第三个“黑监狱”时,他参与了警察晋级考试。63天中一直对我进行看守。在第三个“黑监狱”时,一天我洗澡时还没洗完,他却要求马上停下不要再洗了,并说以后他值班时不会再允许我洗澡。有一次,我忘了我当时想要做什么,他却反问我:“想操�吗?”后来他还对我说,我有可能会成为“刘晓波第二”,还不好好想想怎么出去?在第一个“黑监狱”的时候,我有时看着天窗发呆,刘波就讽刺说,你在看什么?是不是看美国的飞机来接你了没?

国保R,江涛(音),以前是刑警,个子与Q差不多。63天中一直对我进行看守。在第二个、第三个“黑监狱”时,与Q同一组看守我。看守我时,他经常在掌上电脑上看电影。还经常感叹,成都是个好地方。我绝食时,曾多次劝我要耐心等待。

国保S,不知姓名,80后,中等个子,脸比较黑,说话一口北京郊区味,他家可能是密云的,他有一个哥和一个姐。此人说话爱带脏字,口气比较冲,经常说我“蹬鼻子上脸”。 63天中一直对我进行看守。在第一个“黑监狱”时,因为我打瞌睡,他要罚我站起来,我一气之下不听他的,坐了下来,他走过来还想打我的样子。后来对我态度一直恶劣。据说此人现调到密云工作。

国保T,姓包,83年出生,内蒙古人,个子不高,不爱说话,63天中一直与S一组看守我。在第一个“黑监狱”时,我与S发生冲突时,他也过来骂我,并用脚轻轻碰了我的腿一下。后来到第二个“黑监狱”后,对我态度改变了,还对我说,“我看你还是挺可怜的!”S与T的职务就是国保,中途几次转移时,都是S与T直接坐在我的旁边。我回家后,陈世杰还带着S与T来找过我。

国保U,姓李,戴一副眼镜,老家是河北沧州的,来自昌平分局下面的平西府派出所,现在调到昌平分局工作。英语专业研究生,过了专业英语八级。好似2006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后来去当兵转业成为警察,中等个子,说话经常带有脏字,甚至给他女朋友或老婆打电话时也带“妈的”等脏字,经常对我进行辱骂。63天中一直看守我。在第二、第三个“黑监狱”时,他经常与陈世杰或陈智一起看守我。有几次我与陈世杰冲突时,他也在一旁帮腔。在第三个“黑监狱”时,U曾问我,“老康”是谁?并说一个叫“老康”的人发来短信表示对我的情况表示关注。后来我想起来了,这个“老康”应该就是我在“博客中国”的同事康国平。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国保V,不知姓名,70年代出生,中等个子,不爱说话,看守我时经常用手机玩游戏。他看守我大约40多天,最后十几天没再看守我。看守我时只与我交流了一次关于共产党好坏的问题。曾与徐铮一组看守我。

国保W,不知姓名,大概五十多岁。我问他是昌平分局的吗?他不承认。后来我说,我认识赵树全、陈万军。他接过来说,你还认识他们?他只看了我不到十天。他当时与U一组看守我。

国保X,不知姓名,80后,个头高胖,可能有两米左右高。他只在第一个“黑监狱”里,看了我不到十四天。与V一组看守我。我第二次进行绝食的时候,一天中午他值班,他对我的绝食不满,罚我站,并且说要我站到他下次值班时。然而,他之后却不再出现。他离开房间后,我也就坐下来了。

国保Y,不知姓名,个头中等,来自昌平分局下面一个派出所,参加了2011年的警察晋级考试。V走了之后,他来接替看守,与徐铮一组看守我。他对我态度比较恶劣。

国保Z,不知姓名,中等个子,不爱说话。只在第一个“黑监狱”时看守我,与R一组。看守我时经常玩手机游戏,与我无任何交流。

陈世杰,内蒙古人,81年出生,中等个子,昌平分局国保小头目,他的级别比陈智、王东要高。他带着20多名国保到我家将我绑架带走,看守我的所有国保都归他调动。说话婆婆妈妈的,喜欢拐弯抹角。4月14日晚上,打了我耳光并用脚踢我。出来之后,因为我所谓的“不听话”,又多次威胁我。

陈智,老家东北,从小在北京长大,是北京市局派驻到昌平分局挂职一段时间的,现在已经回到北京市局。个头较高,他负责将我绑架带走,中途几次转移时,都是他或陈世杰开车。他之前不吸烟,但我快出来时,也开始吸烟。我问他原因,他说为我的事着急而吸烟的。我出来之前,陈智还说,你回去告诉李昕艾,如果她还继续像过去那样,那就你在家带孩子,她到这里来。

王东,有点胖,中等个,1975年出生,原来是刑警,是北京市局派驻到昌平分局挂职一段时间的,现在已经回到北京市局。我失踪期间,他负责与李昕艾联络沟通。

徐铮,昌平分局东小口派出所警察,个子不高,身体臃肿,小眼睛,一脸横肉,说话比较粗鲁。

三、酷刑

2月19日上午,我们没有理会国保的威吓,继续在推特上转发了一些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信息。午饭后,我们接到陈世杰的电话,撒谎声称他的钥匙掉在我们家里了,让我们帮找找,我们找了之后说没有,并说你是不是掉在别人家里了。

下午四点左右,我有别的事正准备出门,陈世杰就来了。我没怎么想就去打开了门。让我没想到的是,紧随陈世杰、陈智之后,一个接一个地从门外涌入二十多人。

陈世杰进门之后就去抢我们家电脑,我妻子李昕艾要夺回,却被一男一女两个国保架着。陈智进门之后,在门口就带着一群人围着我。我问你们干吗?他们说,要去派出所一趟。我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但我还需要穿上外套与鞋子。于是他们松了手,跟随我往里走,我走过去看到陈世杰抱着我们的电脑,李昕艾被他们一男一女两个国保架着,我就问你们要干什么?他们却没人回答,陈智也没等我穿衣服与鞋子,又带着几个人围着我,他们抓住我的双手,试图将我的双手反剪到背后,但由于我使劲反抗,他们没能成功。他们一看这样不行,就试图将我抬起来,但由于我紧紧抓住一个国保的衣服,他们又没有成功,这名国保当时还喊,他紧紧抓住了我。后来他们变换姿势,才将我抬了起来,四个人分别抓住我的双臂与双腿,将我抬出了门。反抗之中,我的眼镜掉在了地上,穿的拖鞋也掉了一只在地上。

当我被抬出门之时,21个月大的大儿子洛洛因为看到我被人围住并抬出了门,哭着喊:“爸爸!爸爸!……”;而躺在床上才3个多月大的小儿子恩恩也因为受到惊吓而大声地哭了起来。在后来“被失踪”的63天里,大儿子洛洛的喊声与小儿子恩恩的哭声,时时在敲打着我的心。在这样一个国保当道毫无人权的警察国家,我们是没有能力保护孩子的。

以陈智为首的四个人将我抬出门之后,抬进了电梯,然后抬出电梯,抬进楼门口停着的一辆车的后座里。我说我没穿外套、没穿鞋,眼镜也掉地上了,要求他们给拿来外套、鞋子和眼镜,但他们却只拿来眼镜和一双皮鞋,没有拿来外套。

因此,在后来“被失踪”的63天里,我身上的衣服就只有一件秋衣、一件毛衣、一条内裤、一条秋裤、一条线裤、一条牛仔裤和一双袜子、一双皮鞋。由于没有别的衣服,换洗时只能上身穿一件秋衣或一件毛衣,下身穿一条秋裤加一条牛仔裤或者一条线裤加一条牛仔裤或者一条秋裤加一条线裤,有时穿内裤有时就不穿内裤。

期间,他们不给我眼镜戴,直到“被失踪”的63天后送我回到小区,才把眼镜还给我。500多度近视的我没有眼镜根本看不清东西,任凭我多次要求给我眼镜也无果。所以对于那些参与作恶的国保,虽然与他们就在同一个屋里,但却不能看清他们的面孔。这种非人道的待遇,也只有在中共这样邪恶的政权之下才会存在。

他们把我抬进车之后,为了不让我知道他们“黑监狱”的具体地点,就给我戴上了“黑头套”。我发现这个“黑头套”是件警服,一件拉锁上反了的警服。后来因为我没有衣服换洗,这件既是“黑头套”又是警服的衣服就成为了我的外套,这实在很有讽刺意味。由此可见,一个遍布“黑监狱”、肆意给公民戴上“黑头套”、并把警服当“黑头套”的政权是多么的邪恶。

戴上“黑头套”之后,我的一左一右两边各有一名警察,紧紧地架住我的双臂。汽车开动,凭借依稀的辨认,我知道他们是向北开。一段时间之后,由于 “黑头套”上的汗臭味,加上空气极为不流通,我突然呕吐了,一会儿后又呕吐了一次。我要求他们给我解开“黑头套”,并给我擦擦秽物,他们不理,就这样让我闻着“黑头套”里的秽物味和汗臭味。大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达关押我的第一个“黑监狱”。

这个“黑监狱”是位于昌平的一个宾馆。为什么我知道在昌平呢?因为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J过来给我做思想工作时接听电话,里面的人问他在哪儿,他说,“在昌平,四号”。我一直在想,这里的“四号”究竟是“黑监狱”宾馆的编号还是我的编号?最有可能的还是被绑架失踪者的编号。既然“四号”是我的编号,那么前面的“一”、“二”、“三”号分别是谁呢?难道就是在我之前被绑架的唐吉田、滕彪与江天勇?

J还说:《零八宪章》案,只抓了刘晓波一人而没抓其他与《零八宪章》有关的人,不公平。他说他觉得现在“茉莉花”一案很公平,因为除了我之外,还抓了别人。J说他们将对“围观”采取行动,虽然不是所有参与围观的人都会被抓起来,但肯定会有所行动。果然,后来他们确实将很多参与过围观的维权人士都要么绑架失踪、要么“喝茶”了。

到达“黑监狱”之后,我依然戴着“黑头套”,他们简单给我擦了擦,扶我下车之后让我脱去剩下的一只拖鞋,穿上皮鞋,然后把我带到宾馆的三楼,进了一个房间。后来取掉“黑头套”之后,我发现宾馆里的两张床已经拆掉,只剩下两张床垫,地上有地毯,墙上贴着壁纸,厕所在进门的左侧一角。房门正对面的墙面上有一个小窗户,但玻璃似乎被纸糊上了。

房顶天花板的左侧是平的,右侧是斜的。在房间的正中位置,斜的天花板一侧开着一个天窗,天窗下面有一个黑色的纱窗。我刚进去的时候,纱窗是关着的,就不能透过天窗看到阳光、蓝天与白云。后来他们把纱窗打开,我就能看到阳光、蓝天与白云了,有时我会望着天窗发呆。

有一天我透过天窗看到飞机留下了一缕从天窗一角到另一角的尾气,根据首都机场的位置,我判断宾馆在首都机场的西北方向。根据阳光的移动,我发现天窗是朝着东方开的,早上阳光射入,照在房间左侧的墙上,中午阳光照在靠窗一侧的地上,下午两点以后房间内不再有阳光射入。又根据阳光的射入位置,我发现整个宾馆是南北向的,大门开在南侧。关押我的房间位于宾馆的北侧。宾馆的南边有一个公交车站,我被关押的当晚,他们中途曾把我转到三层南侧的房间,我听到外边有公交车的声音:车辆出站,请您注意安全。

我出来之后,与滕彪律师、江天勇律师一起对照分析,发现我们几乎被同时关押在同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昌平,我被关在那里两个星期,3月4日下午两点左右从那里离开,四点左右到达第二个“黑监狱”。

第二个“黑监狱”可能在密云。陈世杰曾问我知道第二个地方在第一个地方的哪儿吗?我说在东边。他说你判断还很准。江天勇律师说他关的一侧对着一座高山,我与他不是在同一侧。我的一侧是宾馆大门所在的一侧,因为我从房间厕所的窗户望出去,看到楼下停着很多车。那儿可能是一个警察培训基地,因为早上能听到外边有“一”、“二”、“三”、“四”的操练声音。从宾馆到这个基地的大门比较远,而且是盘山公路,开车也要好几分钟。

我所在的房间在宾馆的二楼。我刚被带进去的时候,里面有一张床,有床垫有被子。后来他们把床架搬到门外,被子抱走,只剩下床垫。白天把床垫靠在厕所一侧的墙壁上,晚上就让我把床垫放下来睡觉,盖一个没有被罩的被子。床垫放在房间的中央,一头抵着厕所的墙壁,我把头放在另一头睡觉。房间还有一个木质很重的办公桌,两个人抬都感觉很重。平时这张办公桌就放在靠窗一角,审问我时才把它抬来放在窗户前面,审问我的人坐在窗户下面,我坐在靠门一侧。平时让我坐在地毯上,没有椅子可坐。我宁愿坐在地毯上,因为在第一个“黑监狱”坐在椅子上,不能随便活动,屁股坐得很疼,而坐在地毯上可以稍微活动一下,可以或坐或蹲,可以伸着腿坐,也可以盘腿而坐。地毯是灰色的。房间窗户比较大。窗帘是黄色的,但平时都是拉住的,只有审问我的时候才拉开。厕所在房间的右侧,厕所的长度与房间右侧的墙一样长,只是没有房间那么宽,宽度可能在1米左右。厕所里有个小窗户,看守我的国保有时把他打开一个缝通风,我上厕所的时候就通过那个缝隙往外看,国保看到我看时,就说不准往外看。厕所门开在挨着房间的门一侧,与厕所门对着的是一个壁柜,马桶在靠窗户一侧。从3月4日到3月18日,整整两个星期,我就被关押在第二个“黑监狱”。

在第一个“黑监狱”时,不让我洗澡、洗衣服、刷牙,直到在第二个“黑监狱”的3月6日,才允许我洗澡、洗衣服、刷牙。也就是说,我过了16天不能洗澡、洗衣服、刷牙的生活。

3月18日下午两点左右,我被带离第二个“黑监狱”,四点左右来到第三个“黑监狱”。第三个“黑监狱”又是在昌平。江天勇律师说是“九华山庄”,他说国保给他带饭时拿来的纸巾上写着“九华山庄”。如果说是“九华山庄”,那就在小汤山。这个宾馆只有一层,宾馆是坐北朝南的。我被关在宾馆的最东边一间房间,房间东边有一小半是能打开的落地窗,南边全是落地窗,房间的门在西侧。不过落地窗挂着黄褐色窗帘,从来没有拉开过,陈世杰有时会穿过窗帘去打开落地窗通风。房间里有一张加大的双人床垫,就让我铺上一层白布床单睡在上面,盖一个白色双人被子。由于房间的空调坏了,刚进去那晚很冷,看守我的国保说,他们房间盖两床被子都冷。第二天陈世杰去买了两个电热扇来取暖,但房间还是有点冷,我就把被子一半用来垫一半用来盖。厕所在房间的北边,其长度与房间北边的墙一样长,宽度在1米左右。厕所里面没有窗户,有一个玻璃做的洗手池与一个玻璃做的洗澡间。从3月18日到4月22日,整整五个星期,我就在这样一个“黑监狱”度过。对我实施的各种酷刑就发生在这三个“黑监狱”。

我被带进第一个“黑监狱”的房间后,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凳子前面,命令我坐下。后来,他们让我站起来,搜了我的全身,并要求我将身上所有衣服都脱掉,包括内裤与袜子,然后再让我穿上内裤、秋衣与秋裤。这时他们还没给我摘掉“黑头套”,我要求他们摘掉,他们不同意。我又要求睡觉,他们让我靠着椅子睡。过了一段时间,看守我的警察可能想躺在床上,把我带到三层南侧的房间,让我坐在一张靠着桌子的椅子上。后来我尝试把椅子转过来,他们也没说什么,我就趴在桌子上睡觉了。

后来他们又把我转移回原来的房间,我要求取下“黑头套”,他们不允许。我就说你们不给我取,我就自己取。当我伸手去取时,他们按住我的手。之后我要求吃饭,他们不给。我就一直喊,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喊了一阵,他们也不理,我没有办法,后来又睡着了。

当天我被抬走之后,陈世杰和另外十多名警察一直在我家呆到晚上十点,对我家进行查抄,抄走我们一台笔记、一台主机、两部手机以及多套《中国改革的末路》与《改革之死》的书籍。他离开我家之后,来到我被关押的地方。他到之前,看守我的警察已经把我转移回原来的房间。
陈世杰先进入房间,将我叫醒,然后将我的“黑头套”取下,那时大约是十一点左右。也就是说,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一点,我被戴上“黑头套”整整七个小时。后来3月4日下午两点左右我被转移到第二个“黑监狱”途中,又戴了大约两个小时的“黑头套”。3月18日下午我被转移到第三个“黑监狱”途中,又从下午两点戴着“黑头套”到晚上六点,即大约四个小时。4月22日,我从第三个“黑监狱”被送回家途中,又被戴上了大约两个小时的“黑头套”。总体而言,在我被失踪期间,总共大约被戴了十五个小时的“黑头套”。

陈世杰给我取下“黑头套”之后离开房间,三名国保进去,他们说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其中B个子比较高,是领导,C、D个子比较矮,是他的手下,C、D看起来一副街头小流氓的摸样。他们先要求我跪下,我不跪,D就在身后踢我跪下。然后他们又要我脱去所有衣服跪着,D说今天上午你不是很牛逼吗?你反对胡锦涛可以,但不能反对共产党,因为他们就是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他们。说如果明天真发生“茉莉花”革命,今天就将我杀了。还说这荒郊野岭的,有的是地方,可以将我挖个坑埋了。并且说到了这里就要守“规矩”。所谓“规矩”,就是有人进入房间要说“领导好”,有事情,比如要上厕所、喝水、吃饭要喊“报告”。B说话的时候,C、D在身后走动着,C不时用脚踩我的脚与脚趾,还对我进行“性骚扰”,用脚碰我的生殖器。他们走的时候,留下话说,如果我不守规矩或不交代事情,就会早上打我一顿晚上打我一顿。这三个流氓国保的无耻行径,让我突然明白中共为什么被称为“流氓政权”,因为流氓政权正是靠这样一群流氓国保维持的。

三个流氓国保走了之后,陈世杰进去,递给我一杯水。这是我被绑架带走之后第一次喝水,已经至少整整八个小时没喝水了,也没有饭吃,也不让我睡觉。直到第二天晚上七、八点,才给我饭吃,也就是整整28个小时没给我饭吃。让我一直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方凳上,不让我随便动。

从那时开始,10名昌平区的警察,两人一组共五组,每两小时一班轮流看着我,上厕所、洗澡都贴身监视。后来换成四小时一班。换到第二个“黑监狱”之后,他们变成七个人加上陈世杰或陈智共四组,两人一组六小时一班轮流,一直持续到我获释。

在第一个“黑监狱”的14天里,只有一天晚上让我躺在床垫上睡觉,其他时间都让我坐在椅子上,有几个晚上我只能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而起初几个晚上,他们甚至也不让打瞌睡,当我一低下头,他们就立刻吼起来问:“干什么呢?”他们竟这样折磨我的身体。后来因为我绝食五天,他们更是不让打瞌睡。而白天,我有时屁股坐疼了,要求站一会儿,有的看守同意我站,有的却不同意。早上的时候,我要求洗脸,他们不同意,后来我就说要上厕所,借上厕所之机洗一下脸。

在第二个“黑监狱”的14天里,有一晚上不让我睡觉,因为我与陈世杰发生了争吵,他就命令看守我的警察不让我睡觉,让我好好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争吵之后,陈世杰还用脚踢我。在第三个“黑监狱”,也就是4月14日晚上,陈世杰审问关于我在民主中国用其他笔名发文章的事情,我不承认,他就打了我几个耳光,并且碰疼了我的眼睛,事后他给我买来了眼药水。他还揪着我的头发到电脑前看,后来又用脚将我踢坐在地上。之前有一天,因为我与陈世杰争吵,他又不让我睡觉。总之在63天中,前后有15天不让睡觉。

在这样的“黑监狱”熬了63天,实在很难很难,每天都是度日如年,无事可做,惟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吃饭时间的到来。由于实在无事可做,我要求看书,他们在3月底才给我一些书看,有时带来《参考消息》与《》给我看。我也正是从4月14日的《》上看到了艾未未被捕的消息。

对我来说,还需要提及的是,今年我的阴历生日和阳历生日都是在“黑监狱”度过的。正月二十那天过阴历生日,我还在第一个“黑监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中午吃的饭,看守的人给我带了很多肉。3月6日过阳历生日那天,我在第二个“黑监狱”,那天看守人同意让我洗澡,16天来第一次洗澡。这样的两个生日在“黑监狱”中度过,确实会让我永远不会忘记。

非常荒唐的是,对于这些殴打、下跪、性骚扰、不让吃饭、不给水喝、不让睡觉等等行径,北京市局的刘涛和昌平分局的陈智装作不知,他们还几次大言不惭地说,对我很好,没人打过我,我没遭受过酷刑。甚至在最后同意释放我之前,陈世杰还拿着摄像机让我撒谎说,我在那里很好,没有遭受任何酷刑。实际上,我就遭受了他的耳光与踢打,他却脸不红心不跳的让我如此说。

根据联合国大会于1984年12月10日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对酷刑的定义:“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他们已然触犯了此款联合国人权公约。
四、审问

正式的审问是从2月20日下午开始的。20日中午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的李姓胖处长来见我,问我关于19日晚上三名国保教我守规矩的问题。后来三四天,这名李姓处长几乎每天中午或下午都会来见我一次,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审问,都是让他的手下来进行。

20日的审问首先问到的情况就是关于我在推特上转发信息的问题,认定我的转推就是对“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进行了宣传,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次参与审问的有四个人,其中H可能就是北京市局找过我“喝茶”的韩姓国保,因为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楚,不能完全确认。四人中E可能是领导,没有说过话,只是在旁边听,F可能也是H和G的领导,主要是F在审问。

这次审问之后,2月22日下午又对我进行了一次审问,从下午持续到深夜,只是中途晚饭时稍微休息了一下。还是前面那四个人。这次审问主要提到的是维权网的事情,他们认定我参与了维权网的工作,对此我予以否认。

当他们问到我们去日内瓦培训的情况时,他们认定是维权网组织的,我说是国际人权服务中心邀请的。后来又问到我们去泰国的事情,说我们是去参加人权捍卫者的培训,我说我们是去旅游。H就威胁说,你不承认没有关系,反正我们的证据已经够了,你已经够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了。F又说,你们去泰国每天做了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当时就应当制造一次交通事故,把你们撞死,免得后来这么多麻烦。

F还威胁说,“你户口不是北京的吗?我们可以给你打回老家去,因为你工作未满五年就离开原单位。然后把你穿着囚衣的照片发到你老家派出所去,贴到你们村里;并把你的拘捕通知书寄给你的四川父母,不给你的妻子,不是说寄给家属吗?”

后来F又问我:“你们有车吗?”我被他们之前的威胁激怒了,就说:“我不告诉你!”F说,“不就是一辆夏利吗?”还以嘲笑的口吻说:“无天窗版的夏利!”

这次审问之后,他们就不管我了,连续几天都没有人来,于是我在25日宣布第二天开始绝食,以抗议他们对我的不管不顾。26日、27日连续绝食两天之后,28日下午,北京市局的国保I、J过来,J对我进行劝说。I询问关于推特上转发“茉莉花革命”信息的事情。我问他什么时候放我回家,他说领导要我写一份认识,写了才考虑回家的事情。我就写了一份说我不应该在推特上转发“茉莉花革命”的信息,当时没有认真考虑后果。他走的时候,我告诉他,如果明天(3月1日)不释放我的话,那么我就继续绝食。我从3月2日开始,又连续绝食了三天。我宣布绝食之后,看守我的警察以及陈世杰轮番来劝我吃饭,要我耐心等待。

3月6日下午,国保K进来说,要对我测谎。然后国保L、M(女)、N(女)三人进来,M列了一系列问题,总共问了三遍。这些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茉莉花”革命,二是维权网。其中有几个问题是:你参与了“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宣传了吗?你是否与别人交流过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信息?你参与了海外敌对组织了吗?你是维权网的工作人员吗?你参与维权网的资金分配了吗?还问了一个,你经常上黄色网站吗?

测谎结束后,也没告诉我结果。后来4月14日晚上,陈世杰殴打我之后,说你还不承认,测谎结果显示你在撒谎,当问“你是否与别人交流过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信息”时结果显示你心理异常。

3月8日、3月10日两天,国保K和I连续两次审问我,说我之前有的问题没有交待,特别提到维权网,并威胁我说,如果不说,他那里有一份监视居住的空白文件,可以填上,六个月以后再行抓捕我。我问在哪儿监视居住?他说公安机关可以指定任意地点。他们审问时,我对他们语气不客气,I就批评我不尊重K这么大年纪的人。

3月10日之后,一连好多天,他们又对我不管不顾,我就问什么时候放我回家。陈世杰说,市局领导要我写一份认识。之前的2月28日,我已经写了一份两页纸的东西。I拿去后,回来告诉我,领导看了很生气,差点把它撕了,要我再认真反思,写得深刻点。因此根据这个要求,我在3月17日又写了一份四页纸的认识交给陈世杰,他转交给了市局。

第二天即3月18日下午,市局李姓处长和O来到第二个“黑监狱”,李问我情况,听我说了两句后就出去了,留下O一人对我进行劝说。O说,预审处的同事告诉他,我表现还可以,现在领导(指李)来了,要我抓住机会好好表现。O还告诉我说,江天勇表现不错,而李海表现不好,已经批捕了。O还说,去年在东小口派出所对我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我却不听。说我以前只是参与维权,现在居然还要革命,反对共产党。后来O交待昌平分局的国保,将我带到第三个“黑监狱”。

到了第三个“黑监狱”的当晚,刘涛找我谈话,说我之前写的认识还不深刻,要我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反省,写出更深刻的认识。刘涛还说,以后这样的谈话每天都会有,但不是他来,是昌平国保与我谈话,要我让昌平国保满意,他才会满意。他满意了,我才能出去。

然后,陈世杰就根据他的指令,要我写一份更深刻的认识。为了应付他们,我就写了一份13页纸可能五、六千字的认识给他们。他们要求我深刻剖析我反党的原因,我就编了以下几个原因:一、计划生育(我是超生的,家里曾被罚);二、出生在农村,视野狭窄;三、性格固执,不喜欢与人交流;四、工作经历,两次在国保压力下失去工作;五、房价飙升,物价飞涨,家庭生活压力大。我便从这几个方面来写,还加上了一些审问我时他们说过的话语。

这份认识交上去之后,陈世杰与陈智开始对我进行审问,从我大学毕业开始,以及我在北京华戎生物激素厂、周鸿陵的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博客中国、凤凰网、《国家历史》杂志等地方的工作情况,每一个地方他们都详细询问,怎么找到的、具体做什么、领导与同事、怎么离开的、对我有什么影响等内容。由于问得很详细,所以几乎每个工作的地方都会花很多时间,他们每次审问一个工作地的相关情况,平均三四天审问一次。

需要提及的是,当审问我在“博客中国”的情况时,陈世杰突然问我两个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说不清楚。他就生气地拍桌子说,你与一个朋友共事那么久,与一个朋友曾住在一起,怎么会不清楚呢?无论他如何说,我都坚持说不清楚。最后他威胁说,摆在你面前的是两个门:一个牢门,一个家门,你自己看着办吧?

再次审问开始前,陈世杰与陈智就问我上次的问题想清楚没了。后来,他们又审问维权网的情况、我在海外网站发文章的情况、我出国参加培训的情况。本来我是一直准备不说我们与维权网的关系的,当时甚至想,即使因此被判刑也不说。但4月14日晚上,陈世杰审问关于在海外网站用其他笔名写文章时我不承认,他殴打了我。打了我之后,陈世杰还给一个人打电话,说我让他很失望,说他在帮我争取回家,我却不领情,让他在领导面前没法交代。

我就想,我的两个孩子还那么小,大的不到两岁,小的才五个多月,如果真把我判了几年,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该怎么办呢?为了孩子们,我可以告诉他们想知道的涉及到我个人的情况,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些无耻而无畏的国保,不但擅于使用暴力,更加喜欢挖别人隐私。在第三个黑监狱的时候,陈世杰和陈智审问我在和妻子李昕艾结婚前有没有交过女朋友,我说上学的时候有过,他们便极力追问这位高中女同学的名字,我拒绝回答。接着又问李昕艾在结婚前有没有交过男朋友,我说没有。又问我和李昕艾是怎么认识的以及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问我们什么时候牵手、什么时候亲密接触,什么时候住在一起的。

总体而言,在第三个“黑监狱”时,陈世杰、陈智可能审问了我十来次。加上第一个“黑监狱”的三次,第二个“黑监狱”的三次(其中一次测谎),大体共审问了我十六次。

还需要提及的是,在第二个“黑监狱”,即3月10日的审问中,国保K多次强烈要求我将我的推特密码告诉他们,我拒绝告知。在第三个“黑监狱”的审问中,陈世杰与陈智又多次要求我将推特密码告诉他们,我还是拒绝告知。后来,就只有陈智一个人与我在一起时,他又要求我告诉他推特密码,并说只告诉他个人,他不会告诉别人的,我还是拒绝。最后,在释放我之前,刘涛又一次要求我告诉他们推特密码,我还是拒绝告知。

五、没有结束的结尾

在他们认为我把事情都交待完之后,4月21日,刘涛来了,要我写一份悔过书,他给我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我按照他的要求而写,内容包括我和妻子李昕艾的个人情况、违反的法律、悔过反省、今后的打算等五部分。

在我写了悔过书之后,当日下午,刘涛让我与妻子李昕艾通了一下电话。他事先让我记住要说的话:我很好,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请放心。然后,陈世杰拨通王东(王东当时在我的家里)的手机,让我与妻子说话,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说了上面的话。
4月22日早上,刘涛要我写一份保证书。陈世杰拿来一份书面打印出来的保证书,让我把我们夫妇二人的姓名与身份证号码填上,抄写一遍就行。其内容大致如下:一、拥护党和政府,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二、不再发表反对党和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三、不再为维权网工作以及不再参与维权活动;四、不接受媒体或其他人的约谈;五、不得将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六、说服我妻子李昕艾,让她也不再与政府作对。

4月22日下午四点,陈世杰与陈智将我送回我住所,我这才回到阔别63天的家里。以前很依恋我的大儿子洛洛却已经不认识我了,这实在让我非常伤心。我回家之前的4月21日晚,刘涛与我谈话时,告诉我大儿子洛洛因为在教会去摸饮水机的水龙头而烫伤时,我觉得对不起他,当时哽咽着,差点就哭了。

后来回家之后,我妻子告诉我,因为无法照看两个孩子,曾让大儿子洛洛在教会流浪了一个多月,我听到更是感到心酸难受。而小儿子恩恩自从我被绑架走后一直腹泻不止,这令我非常揪心。因为我们的坚持,连累两个孩子受苦,实在有愧于他们。我绝不能让我的后代再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因为我被失踪63天,我四川老家的父母联系不上我,非常着急,我妈甚至因此而每天流泪。他们找了很多人来联系我,甚至让我的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侄子到原来我们住的天通西苑二区5号楼15单元来找,但因为我们在2010年4月就搬到了5单元,因此没有找到。后来我妈实在联系不上我,就到我们集上去找算命先生给我算命,算命先生说在农历的3月20日(即公历的4月22日)会有我的消息。算命先生算得很准,我确实是在4月22日回家的,并在当晚给父母打了电话。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被失踪”,只能骗他们说我去美国了,当时很着急,所以就没来得及告诉家里。

需要提及的,我回家前一晚即4月21日,我二哥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当时手机还没还给我,还在陈世杰的手中,但手机在打通后却被挂掉。之前我二哥打我手机一直是未开机状态。后来我们查看手机名片夹,发现陈世杰的手机号码找不到了。原来是陈世杰害怕我们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在还给我之前打开我的手机将他的名片删掉,正好那时我二哥打来电话。

我虽然回了家,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他们要求我回家之后还要每天向他们汇报思想,以及把给我妻子李昕艾做思想工作的情况向他们汇报,因此刚回来的时候,陈世杰和陈智几乎每天都要来找我。后来我不想这样被骚扰,提出要回唐山的岳父岳母家,将行李寄存在教会。他们却不同意,非让我们把东西放在他们的指定地点,我们不同意,回家也只好被迫作罢。

5月20日,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回唐山,陈世杰却说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批准就敢回家,并对我大吼大叫:“你不要命了吗?如果不回来,就在看守所见!”还说,如果我回了唐山,他们当晚就派人去把我带回来,直接送到看守所。他要我写一份检讨书。

6月2日,他们才让我们回了唐山。回唐山之前他们又要我写保证书,每天向他们汇报在唐山的情况,并要求不得在网上发表不良言论、不得接受媒体或其他人员的约谈,说要求我的也就是要求李昕艾的。还要求我单独跟岳父谈,让我把李昕艾在推特上骂他们的话给我岳父看,让我岳父教育她。

7月6日从唐山回来以后,虽然他们不再是每天来骚扰我们,但仍隔三差五的找我们。他们还有专人每天盯着李昕艾在推特上的言论,并追问我做李昕艾的思想工作的情况,说我没做好。还多次说,如果我做不好她的工作,那就让他们来做。看起来,这种被骚扰的日子似乎远没有结束。

还需要提及的是,我回家之后陈世杰经常来找我,当他来时我有时就带着大儿子洛洛去见他,陈世杰想让我坐车去派出所谈话,但当我抱着大儿子洛洛要上他们的车时,洛洛却哭闹着不肯上,洛洛也不要陈世杰抱他,而陈智抱他却可以。5月18日,陈世杰带我们一家去动物园玩,途中洛洛在车上哭个不停,陈世杰试图拿巧克力哄洛洛,洛洛接过后将其扔在了地上。

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原来洛洛不喜欢陈世杰,并记住了他。因为之前陈世杰来我家时,陈世杰总是与我吵架,那时洛洛总是在我怀里看着。2月19日下午,洛洛看到陈世杰带人将我带走,而我被带走之后陈世杰还一直在我家折腾到晚上十点才离开,他也看到陈世杰带来的人粗暴地对待他妈妈,所以就记住了陈世杰。虽然洛洛那时还不到两岁,我离家的时间也有63天,但他却依然没有忘记陈世杰这个坏人。用我妻子的话来说,就是陈世杰伤害了洛洛的幼小心灵,所以记恨于他。

当然,对于这些参与绑架我、审问我、殴打我、侮辱我的国保们,在他们的罪行未被审判之前,我们对他们的声讨也将永远不会结束。无论如何,对于那些所谓的“认识”、“悔过”与“保证”,我都不会当真,因为那是在暴力威胁之下所作的,不是出自我的良知与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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