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个记者,在采访中遭人质问:“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句“政治不正确”的问话,既是笑谈,又精准地映射了中国的现实。

其实,“”这个问题,的确可以成为一种给记者分类的标准。前段时间,学术期刊《The China Quartely》就刊登了一篇由悉尼科技大学学者何尚恩(Jonathan Hassid)撰写的论文,他提出了当今中国记者的四种模式,其划分依据可以简单总结为“”。

“替党说话”的记者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也就是所谓“喉舌”。这类记者在西方的学术圈和传媒圈中被讨论得很多,他们往往被视为毛时代的过时遗产,自从1978年开始便在数量和地位上逐渐衰落。何尚恩在论文中引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近40%的记者是党员,而整体上只有5%的中国人是党员——这或许能证明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重视,但绝不表明这40%的党员记者都属于“喉舌”类别。

“总体来说,他们是一个对现状满足的群体,没有改变现实(rock the boat)的想法。”通过多例深度访谈,何尚恩总结。

“替老百姓说话”的记者也是一个重要类别,何尚恩称之为“鼓动型记者(Advocate Professionals)”。他们往往关注地方的贪污腐败问题,关注环境污染事件的受害者,为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鼓呼。这类记者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介入现实,改变现实。

可以想象,在何尚恩笔下,我所供职的《南方周末》一定是盛产“鼓动型记者”的地方。此外,他还提到了《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和《财经》。其实,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新闻人就传承着这样的血液:批评政府,启蒙大众。

不过,何尚恩认为,除了这两种类型,中国的记者其实还有两类。

一类是“替钱说话”的记者。在论述这类记者时,他主要是在指出中国新闻界那些不光彩的怪现状:收“车马费”(有记者在访谈中说“车马费是应该的”),要“封口费”,甚至主动敲诈勒索。这个群体不在少数。

另一类是“替客观事实说话”的记者,也即所谓的“美式专业主义记者(The American-Style Professionals)”。这类记者(至少在口头上)并不以介入现实为使命,他们崇尚客观记录、平衡报道。有记者在访谈中对何尚恩说,他认为新一代的年轻记者跟倾向于成为专业主义者,因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学院训练,受美国的影响也更大。不过,总体而言,在当下的中国媒体中,专业主义者仍是少数,一位编辑甚至说:“如果媒体太专业了,那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新闻环境和美国非常不同。希望尽量做到独立、客观的记者,往往会遇到很多体制性的障碍。”何尚恩写道,“简而言之,很多中国记者声称自己是美国式的专业主义者,但其实只有少部分真的是。即便是那小部分人,在政治上也倾向于顺从。”

何尚恩将这四类记者按照“是否希望鼓动”和“是否恪守新闻独立”两个指标进行了分类:两者都高的是“鼓动型记者”;两者都低的是“替钱说话的记者”和一部分“喉舌”;鼓动指数高、独立指数低的是“喉舌”;鼓动指数低、独立指数高的是“美国式专业主义记者”。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国外研究者,何尚恩对中国媒体现实的了解和洞察都令人钦佩。他的分类也许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囊括了今日中国记者的各种类型。不过,对于各种类型的记者,尤其是“替老百姓说话”和“替客观事实说话”的两类记者群体,还有进一步深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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