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博之初,连写了两篇关于王岐山的文章。后来把文章电邮寄给国内看不到多维的朋友,他们看后担心我在海外狐言鬼道收不住,国内形势千变万化,万一影响到老王云云。我想想也是,于是开始胡侃薄熙来。不料果真不久从王立军到薄熙来,事情一桩接一桩。我那些朋友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其实我并不认识王岐山,不过我的一些朋友从80年代就跟王岐山是朋友。于是作为朋友的朋友,听到了不少关于王岐山的事,内心里对他印象不错。在这里聊几句闲话,想必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什么困扰吧?

80年代早期,是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春天,各种思想,各种圈子,各类人物,尤其是各种青年才俊竞相显露头角,在风口浪尖上争做弄潮儿。那种状况真有点像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那时王岐山建国门外的宿舍也是北京城里青年精英汇聚的沙龙之一,而且人气极旺。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刚摆脱文革后的极端凋敝,还在初级恢复阶段。由于纸张供应困难,印刷周期长,出书难,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出书,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就是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一套小开本的《走向未来丛书》从1982年开始酝酿,于1984年出版,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丛书从内容到装帧设计都令人耳目一新,丛书出版后一书难求,直可谓洛阳纸贵。王岐山就是这套思想解放丛书的背后主要推手之一,主编金观涛以及一些作者和责编当时都是王岐山公寓沙龙的座上常客。

还记得我几位朋友也属于那个圈子,有的还是这套丛书的作者,他们经常从那里回来半夜三更还跑到我那里,兴奋地给我讲在那里看见和听见的各类新闻,岐山如何如何,是他们挂在口边的话。可惜,我一向对政治毫无兴趣,对他们拉我去王岐山那里也没有兴趣,没事总是一个人关在宿舍里读我的汉唐古籍,只是不想败他们的兴致,才勉强不去打断他们谈论政治的话头。也正因为如此,才“被迫”记住了一些关于王岐山的故事。

《走向未来丛书》是当时北京青年知识分子圈内的一件大话题。从书的第一本书是李平晔著《人的发现》(副标题: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这更是当年引争议冒风险的事。从文革后期林彪事件之后,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以及对官方马列斯毛意识形态的怀疑,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狂热地阅读一切可以找得到的另类政治经济哲学书籍,其中包括青年马克思时代的著作,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尤其是后者,由于篇幅较短,竟然出现手抄本,在各类圈子里流传。青年马克思时代的著作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强调人道主义,故而引起许多先锋派学者的注意,并被作为经典用来对抗当时极端化和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学说。

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一度成为思想界热烈争论的重要话题,但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中共党内保守派逐渐掌控舆论话语权,马克思人道主义遭到不断批判围剿,党内主张人道主义理论的,如人民日报总编辑王若水等,后来在反自由化运动中甚至被开除出党。所以,在当时环境中,出版《人的发现》,虽然是借古喻今,但洋为中用,其用意十分明显,胆子也够大。

当时为出版这套丛书,先后找了好多家出版社,最后才找到“无知者无畏”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从联系书号到找出版社再到弄来当时的紧缺物质纸张,王岐山都出了大力。8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青年改革理论家,其中“京城四君子”最为著名。他们是: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这些人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化中渐渐消失,只有王岐山得以飞黄腾达。

王岐山从政后许多作为一直争议不断,对此,我无法作出判断,只能交给历史。我记忆中的王岐山,还是当年那些夏天的雨夜里,从朋友们处听来的各种故事。我总觉得,作为一名在仕途上打滚多年的官僚和政客,无论怎么蜕变,青年时代的那种朝气和理想,以及对民生和人文的关怀,总会在以后的思想发展中打上烙印,也总会在行为和施政中体现出来。

我不是一个行动家,因此,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我除了寄予希望,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只能希望,对王岐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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