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颜格格:大明英烈传(三十)大风波始末(四)

2011-09-13
4月27日 大风波第十一天

当得知贡生要举行盛大的427大行走,朝廷当夜既调动上万捕快在各个路边严阵以待。于是“北高联”一改往日激进的口号,告诉贡生要温和。在统一领导下,427清晨开始,10万贡生上街,他们打着“和平请愿,不是DONG乱”“民主万岁”“拥护CCP”“打倒官僚”等大标语,高喊口号沿途行走。这一行走吸引了无数的黔首,这一次贡生没有组织黔首的加入,只是他们都是跟在贡生队伍后面,和贡生泾渭分明。沿途捕快虽然严阵以待,但是并没有出面阻挠行走。因而大行走的秩序良好,最后和平落幕,双方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427大行走

4月28日 大风波第十二天

这一天,大部分媒体以及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认为此次大行走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典范,香港明报更是认为这次大行走堪称中国历史转折点,可以和54运动相媲美。当初贡生上街的时候,由于他们的言辞太激烈,曾让一些黔首不满。而这次,贡生们打出了“拥护CCP”的口号,一心只针对腐败官僚,因而得到了大多人的同情与支持,不但媒体一边倒,而且朝廷各个要害部门也纷纷上奏,评议此事。仅一天时间,朝廷就收到锦衣卫、新华社、京畿政府、科技部、高校组织等等36份报告,这些报告普遍认为426社论定性过高,不利于解决问题,问题被社论深化,很多师生难以接受。同时还有的报告批评这个社论令朝廷失去了和贡生对话的余地,是很不理智的定性。同时严厉指出,靠威权得到的安定是暂时的,必将带来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称,为什么这么多黔首拥护贡生,CCP该反省自己了。

这些报告里面有很多是阳君的人马写的,矛头直接指向李大鸟,气的李大鸟是暴跳如雷。气归气,问题还得解决,于是李大鸟召开以宣传部人马为主的会议,启立胡不得不承担责任,李大鸟也指示《日人民报》再发社论,语气要温和。于是当天,《日人民报》发表了题目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稳定压倒一起。在这篇社论中,极力把贡生和一小撮人割裂开来,划清界限。声明426社论不是针对贡生,主要是针对那“一小撮”。

这篇社论一发表,贡生们觉得取得了很大胜利,朝廷让步了,于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纷纷要求朝廷彻底否定426社论。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鸟决定第二天派人和贡生对话。

4月29日 大风波第十三天

这天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京畿16所太学府的45名贡生被推举为代表,与当时大明内阁发言人圆木、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副市长陆宇澄、北京市常委秘书长袁立本举行对话。这四位坐在台上,贡生们坐在台下。整个对话基本都是圆木在发言,首先承认党风不正、腐败严重,但话锋一转,抛出个“但绝大部分党员干部还是好的”。贡生要求舆论自由,圆木称大明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级报刊编辑负责制(但据我所知,大明是全世界新闻管制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他们有“新闻宣传纪律”,这个被严格执行,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机会我把内部的“新闻宣传纪律”发出来,大家就明白了)。而最后涉及到426定性问题上,圆木重申朝廷是针对一小撮,这一小撮都是“长胡子”得人,不是你们。是这些人在背后策划,他们的性质不西安长沙的打砸抢更严重,他们要分裂DANG,分裂国假。当贡生问及这一小撮究竟是谁的时候,圆木岔开话题。

圆木这个对话调子深的大明朝廷赏识,认为有张有弛,既保住了立场观点,又缓和了和贡生的关系。可是贡生们则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对话特别成功,并且希望朝廷以后多搞些这样的对话,并且表示学CHAO可以到此结束了。而另一部分则认为,圆木的讲话时避重就轻,回避实质问题,是在敷衍。而还有一部分贡生,质疑这次贡生代表的合法性,认为是全国学联指定的,不是普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这是李大鸟的指示。首先16所太学府的贡生代表都是学联指定,他们多指派的是清华的贡生,以及原来担任各校贡生会成员,并且不是“北高联”核心成员的贡生。像王丹、乌尔凯西等都被排除在外。李大鸟这样做就是想用少数代表多数。这样的对话当然不能叫“北高联”满意,于是在对话结束不久,“北高联”在王丹、乌尔凯西的策划下,包下了京畿香格里拉大饭店的大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插一句,这次费用不用贡生花钱,据说是香格里拉赞助,但有人说是外界直接拿钱垫付)。

招待会上,王丹等向记者揭露了“被代表”的真相,而且还临时组织贡生,把刚结束不久的对话用小品形式模拟了一番,乌尔凯西扮演圆木,坐在台上回答贡生的提问,中间有些地方极具侮辱成分。

这个记者招待会刚一结束,“北高联”就串联各太学府激进贡生,联名草拟文书,不承认白天的对话,要求重新遴选贡生代表,重新组织对话。朝廷未予表态。

而与此同时,当天有兰州4000贡生上街行走,直接来到省衙,要求都督出来对话未果,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都督当夜紧急动员各高校老师,全部出动,劝说贡生回校,就这样,一直劝到凌晨,贡生才陆续回校。而武汉也发生了和兰州一摸一样的行为,但没有引发冲突,也是闹到第二日凌晨。

4月30日 大风波第十四天

这一天阳君回国,暗中指示贡生不要激烈,因而出现了几天缓和期。虽然依然还有10万贡生BA课,但是30%左右的贡生都陆续开始上课了。当天下午,北京市政府在阳君的指示下和16所高校的29名贡生代表举行对话,出席对话得有书记李希明、市长耳东帮主。耳东帮主和贡生们座谈,而且还晒了自己的工资单,表明自己也是工人阶级出身,自身没有任何腐败问题,而且还有意把矛头指向有背景的红一代和红二代,并且还爆料了些许这些人腐败的内幕。这一下子不仅自己受到好评,而且也加剧了贡生对保守势力的愤恨。

5月1日 大风波第十五天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天京畿表面相对平静,但谁都知道这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政府和贡生都在积极策划,为了三天后的54做准备。当日,北高联在北大球场外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七点要求,包括重新评定帮君、反贪污腐败、公正评价学运、严惩新华门打人凶手、重新起草新闻法支持香港徐四民(见后注)回大陆办报、提高教育经费、朝廷就工作失误向全国人民检讨。这些条件很多事很苛刻的,他们也知道朝廷是难以接受的。

与此同时,当场还宣布了《告香港同胞书》,书中申明贡生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旨在加快政治改革、促进民主自由,借此建立完整的自由的社会制度,可以加快祖国统一。呼吁香港同胞,支持并参与他们的行动,和他们一起斗争到底。北高联为什么宣读了这一告香港同胞书,这是因为自4月28日开始,香港已经有大批人士捐款,这些款项已经通过秘密渠道转移到北高联手中,大约有50万港元。这一同胞书算是感谢、也算是动员。

5月2日 大风波第十六天

这一天,进京的沪上贡生挑头,举行行走,理由是抗议水工在沪上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北高联组织的贡生尾随其后。他们在行走前严格强调不准有“反对CCP”的口号,再三强调,而且还有惩罚措施。因为一旦说出了“反对CCP”的言辞,那么阳君不好交代,别人就会把问题抛给他,而如果贡生只是合理抗议,那么主动权就掌握在阳君手中。

与此同时,北高联派出王超华、郭海风、王丹、王旭光作为贡生代表,向大明朝廷内阁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不承认上次对话,要有普选贡生代表与朝廷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的发言时间要相等,而且还要保证贡生安全等。最后特别声明:如果这个声明在5月3日中午12点得不到答复,将保留5月4日继续大规模行走的权利。

这份声明的内容显然是在挑衅,特别是最后的声明。并且这个声明马上在阳君的“关照”下,鲍彤(见后注)亲自跑到新华社,新华社破例全文照发了此次声明。这一次阳君玩大了,也就是这个声明使得阳君由主动变成被动。当日这份声明很快被复印若干份,送达模特队成员每人一份。模特队立马开会,出了阳君没怎么表态之外,余下人等全都“婶可忍而叔不能忍”,全力抨击贡生的嚣张行为,而且首次公开提出有人在背后指使,最后全体举手表决,决定次日由圆木出面举行朝廷中外记者会,而且对招待会圆木的发言内容进行了讨论。举手结果,阳君坚决反对,而其余人等也是寸步不让,最后把会议纪要紧急电传到矮凳儿处,由矮凳儿决断,矮凳儿表示他支持模特队的决定,不参与。就这样,圆木的发言被获准。

5月3日 大风波第十七天

这天上午,圆木代表大名内阁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态度强硬,措辞严厉,不但反击贡生声明是威胁朝廷,而且首次警告贡生代表已然违法,朝廷必将追究。圆木的发言内容大概有几点:第一重申朝廷与贡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也就是说各高校原来学生会是被朝廷承认的,而后来成立的脱离朝廷的组织,主要指北高联,朝廷是不予承认的。第二,强调朝廷与贡生对话不能有先决条件,严厉指责贡生不仅和朝廷平起平坐,而且还有凌驾于朝廷之上,这是太幼稚的冲动。第三,请愿声明带有严重的威胁性质,朝廷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还要追究责任。第四,如果54出现大行走,朝廷将和平对待,同时对于“背后隐藏很深、出主意、操纵贡生、手段恶毒的人”我们也不想现在采取措施。这就等于告诉国内外,他们要对阳君下手了。

圆木的这一强硬态度在贡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又使得贡生们分为两派(很多时候说秀才造反不成事,在我看来他们从来就不动脑子,从来就没有大局观、长远眼光,这怎么能成大事),一派认为应该坚持到底,而另一派则认为这是朝廷要动手的信号,就此收兵,免得流血。

为此,当日晚上,北高联首次联络了全国进京的所有太学府,共计47所高校,每个学校派出一名代表,大家就54是否举行大行走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是,39票赞成,7票反对,一票弃权。这个投票结果又引起了争论,赞成的开始奚落反对派的代表,说他们是投降派、怕死,有做汉奸的潜质。而反对派则据理力争,同时批评前日的声明不理智,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全体贡生,而且指责就是那个声明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中间北大清华俨然分成了两派。就在争执不下的时候,乌尔凯西被人叫离会场,不一会儿满脸喜悦的发表演说,告诉贡生全国人民都在支持他们,要战斗到底,最后决定举行五四大行走。

这一天晚上晚些时候,以《广东亚太经济时报》的编辑人员挑头的新闻界研讨会在京畿召开,与会的有很多是京畿当地的媒体。他们研讨的结果是:支持贡生的行动,并且要求员工自愿加入行走行列。而且还要求联名上书,第一给沪上查封的?《世界经济导报》一个说法,第二要求朝廷主管宣传的官员与新闻界代表对话。

这一天,在京畿的很多地方,都在举办规模或大或小的串联活动,目的就是要支持第二天的54大行走。阳君预感到自己的处境,所以决定孤注一掷,用浩大的声势来挽回自己的不利地位。只有闹大,才需要他来平息,因为只有他能平息,他平息了,自然也就没事了。

而这一天朝廷方面,则照例提前一天举行“53运动70周年会谈”,阳君在会上发言。他的稿子是由鲍彤起草,而后经书记处严格审议通过的,而后杨六郎、李大鸟、乔老爷、姚一林等要求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而阳君“力排众议”,认为“有碍节日气氛”,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这句话被他跳过,这引起了一些中间派的不满。

预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后记:

徐四民: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镜报》月刊创办人。1914年7月3日出生,是缅甸华侨,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第一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回归前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区预委会及筹委会委员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7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大紫荆勋章。徐四民大家尊称其为徐老,而又因为他“敢言人之所欲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被传媒称为“徐大炮”,不但“炮打”香港电台,甚至曾在全国政协一次大会上发了一通“火力很猛”的讲话,引起广泛反响。

1988开始,要求来大陆办报,发行大陆版《镜报》,未获当局批准,“徐大炮”一通炮轰。而后徐四民在阳君的关照下,在香港《信报》发表了《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目的是要“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阳君有足够的权力。当时阳君的确利用港报说了很多自己的“心里话”,徐四民则在香港为其周旋。

鲍彤:1949年就读于南洋中学期间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华东局,任组织部干部处干事,后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部二处干事,1964年升任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鲍彤被重新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后又调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开始,鲍担任国务院总理阳君的政治秘书,后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大风波事件中,鲍彤被撤职,并于5月28日在北京被捕。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7月,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和进行反GE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鲍刑满释放。此后,鲍彤一直生活在软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