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颜格格:大明英烈传(十八)阳君本纪 (上)

2011-09-14
阳君,生于1919.10.17,卒于2005.01.17。原名修业·赵,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家庄人。父亲赵廷斌,字良乡,家中殷实,有数十亩良田,是当地有名的地主。但此人乐善好施,深得当地民众爱戴。赵廷斌与结发妻子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修业·赵。1927年在县立17小读书,1932年6月缴入CCP,介绍人是校长杨庆然。后由于CCP准备在滑县暴动被镇压,因而修业·赵与组织失散。修业·赵在准备这次暴动时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还对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发给农民和卖掉,其费用献给党组织,引起父亲赵廷宾的不悦,但是他还是成功说服了他的父亲。

当年秋赵父送赵修业到县立第一小学读书。1933年夏天,赵成功考取开封的省立初级中学(今开封高中),中学时期,他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校方颁发的奖学金。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修业·赵与同学参加了声援北平贡生的活动,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他参加了开封高中贡生发动的卧轨请愿行动,要求政府停止进行内战,出兵抗日。1936年,修业·赵考入武昌高级中学。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阳君。

1937年阳君回到自己的故乡,终于在次年2月与中共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并被派往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1938年5月,正式加入CCP;9月,学成回到滑县,担任中共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大量发展党员。1939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阳君改任县委书记,拥有不小的地盘和地方武装。阳君在滑县开展雇佃贫农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调动了地主和农民的积极性。其滑县建设的经验受到矮凳儿等人的赞赏。至抗战胜利时,阳君已经成为中共党内颇具名气的中层领导人。

1945年8月后,中共朝廷任命他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947年秋,率地方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朝廷任命他为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2月,朝廷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区党委和桐柏军区,阳君任军区副政委和兼任中原局副书记,阳君主要负责土改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1950年,他都担任河南省南阳地区地委书记。1951年4月,他辞去南阳地委书记的职务,南调广东。后被打倒。打到期间,他到北京亲自探望了矮凳儿,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敢于去探望党内第二大走资派,这让矮凳儿感动不已,也为阳君日后掌权奠定了基础。

1975年,矮凳儿复出,任命阳君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四川任职期间,他领导尝试农村改革,成为后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他领导的四川与万千里领导的安徽,是最早进行农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阳君和万千里曾经是省委书记中间鼎力支持矮凳儿瓦解农业公有制的干将,率先分田,因此受到矮凳儿的器重调朝廷工作,从1978年开始担任朝廷重要职务。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2月为朝廷模特队常委。1980年4月任副丞相,1980年9月,任丞相。1981年6月任朝廷副主席。

1986年的贡生行走之后,帮君因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而被迫辞职。1987年1月在朝廷模特队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朝廷代理总书记,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朝廷总书记,并任第一副太尉,而其担任的丞相职务由李大鸟代理。当时中外已经公认阳君为矮凳儿选定的接班人。

阳君登上大明最高宝座之后,对改革开放很有兴趣,也很有信心,也正因此成为矮凳儿的得力干将。但是阳君一直处在媳妇的地位,他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要受矮凳儿节制,这对他来说是很不舒服的。因而他在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的政改受到矮凳儿与老左派的全体反对,所以他不得不走曲线的道路。这个道路有两条,第一支持国内的民主精英,利用他们去煽动贡生上街抗议,从而形成对朝廷的施压。第二利用香港媒体造势,呼吁矮凳儿交权。在这种情况下,矮凳儿不得不废了他。这时候的阳君也感到处境危险,但是他没有选择乡矮凳儿认错,而是孤注一掷,做最后一搏。

时年5月3日,阳君发表54讲话,其中有明确支持贡生的言论,如“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法制化的正道。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这份讲话肯定了贡生的爱国热情,缓和了贡生激动的情绪。5月4日,阳君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问题。5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阳君的讲话,参与行走的贡生深受鼓舞。5月16日,阳君会见巴乔夫,说贡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贡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矮凳儿同志。阳君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矮凳儿。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矮凳儿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太祖画像事件。行走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矮凳儿。

5月19日,由时任朝廷办公厅主任宝哥陪同,阳君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广场对贡生发表了谈话: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不是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SHI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SHI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SHI。我知道,你们绝SHI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SHI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SHI……(详见《大风波始末》)。说完阳君向在广场的贡生们鞠躬,贡生们热烈鼓掌,一些贡生哭了。阳君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贡生纷纷请阳君签字。这是阳君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广场清场以后,大明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李大鸟代表朝廷模特队提出的《关于阳君同志在反DANG反射会主义的DONG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阳君被撤销朝廷总书记等所有职务,仅保留CCP党籍。针对李大鸟的报告,阳君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节选如下: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草和DONG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帮君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贡生行走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贡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大鸟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模特队、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草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大鸟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朝廷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朝廷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模特队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行走后,贡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矮凳儿同志处汇报时,向矮凳儿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矮凳儿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矮凳儿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矮凳儿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矮凳儿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矮凳儿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贡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贡生的情绪。……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我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大鸟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DONG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CCP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矮凳儿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矮凳儿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大鸟、姚一林同志批评我,把学草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矮凳儿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矮凳儿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SHI的贡生。原来在贡生绝SHI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贡生已绝SHI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贡生已绝SHI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SHI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SHI贡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SHI。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草和DONG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贡生的对立,争取贡生中的大多数,使学草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草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矮凳儿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矮凳儿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我对李大鸟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DONG乱”和“分LIE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草和DONG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DONG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DONG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草和DONG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草和DONG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大鸟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DONG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草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DONG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LIE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LIE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LIE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LIE党。而李大鸟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DONG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DONG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大鸟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DONG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LIE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LIE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朝廷部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这份申辩已经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人在会听他申辩,于是阳君彻底下台了。两年以后,水工彻底倒向老左派,让矮凳儿有了换人的想法。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阳君,矮凳儿找人给阳君捎话,第一认错,第二保证永远不为大风波翻案,那么就可以马上出来替下水工。可是阳君说我本没错认什么错?就这样最后一次机会被阳君放弃了。在我看来所以放弃,实际上他也明白,即便上台也是傀儡。如果矮凳儿死了,他还是弄不过老左派。

删改的面目全非,我尽力了,只能发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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