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差不多七、八年前吧,我记不清了。一堆有钱的个人和机构(此处略)打算做一个文革口述历史的项目,需要一个项目经理,朋友推荐了我。月薪8k,远低于我当时的收入。当时我对文革没啥了解,也不懂啥叫口述历史。但是我这个人就爱跳槽,对一项工作保持长久的兴趣,并不比让卡萨诺瓦维持同样时长的排他性性关系容易。我的某位前上司说:“你就像条狗,哪怕碗里有块排骨还没啃两口,别人扔根骨头你也会去追”。所以,,不了解;口述历史,不了解。OK,我有兴趣……就是这么的“好色”。

为此,我去拜访并结识了中央党校的王XX教授,他家里的资料那叫个多,各种书、各种照片、各种红卫兵油印小报,他还告诉我一个网址,是哈佛大学的文革历史博物馆网站。我第一次知道了北京的中学生打死了校长妻子之后,逼着他抱着尸体在阳台上跳舞(该校长抱着跳了几下,从楼上一跃而下自杀了);崇文区的红卫兵逼一个信佛的老太太表态“是毛主席好还是菩萨好”,老太太坚持说两个都好,于是红卫兵们用她自家的壶和灶,烧了开水一壶一壶地浇她的胸口,烫熟而死;我还知道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

今天,那些苦难和罪孽,被“拨乱反正”、“三七开”、“向前看”轻轻地遮盖。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切因朦胧而变得不真切甚至有了些诗意。80后、90后、00后……年轻的人们如割了又长的韭菜,在公园跳忠字舞、谴责南京大屠杀……

时间过去了不到50年,那个抱着妻子尸体跳舞的中学校长、那个信佛的老太太,仅仅作为冰冷而不确切的数字,出现在注脚里,没有名字。

这段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令人发指的罪孽,就这样被淡忘了。虽然关于它的记忆,不仅属于整个民族,更属于一个个家庭,以及亲戚、同事和朋友。十年间,最好的中国人都被杀掉了,能苟活下来的,都是二流甚至三流,他们身上有污渍,所以,与“向前看”的号召一拍即合。这是知识阶层与当权者最大的一次默契,也是最主动的一次阉割。是的,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干净点,他们挥刀割掉了自己的阳具。从此,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分成了两类:死掉的、活着但主动净了身的。正因为此,我悲观地认为,在50年代甚至60年代生人死绝之前,我们这个民族没有救赎的希望。但是,关于那段记忆,仍然需要这些亲历者去讲述。真的等他们死光了,那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遭遇,也就无法复原了。残酷正在于此!

我对毛粉完全没有耐心,我不把他们当人看。我儿子是个小左左,天天大国崛起什么的。我送他去上海读大学,分别时我对他说:“你是成年人了,好好享受自由思考的乐趣吧。但是,对文革的评价,关乎最起码的人性。如果我的儿子成了毛粉,我会痛苦至死。”虽然我没耐心,但是我心里知道,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对年轻人最好的帮助,就是讲述这段历史,让每一个受难者都能留下名字。

扯得有点远了。关于这个文革的口述史项目,我最终还是没有去。问题不是出在薪资上,而是对工作性质的理解上。当时我的想法是,成立一个资料组,按政治、经济、文化等六个维度分别搜集资料,锁定受访者,蒯大富啊、阿庆嫂扮演者之类,然后按地域设立多个访谈组,每个小组由一个访问者和一名摄像组成。在资料组提供联系方式和背景素材之后完成访谈。

这个方式,是得到资方认可的。分歧在于:我坚持把弄回来的资料进行后期制作,对外传播。而资方说他们只要一个“买菜”的人,煎炒烹炸之类的后期及传播,以待来者。我认为单单是买菜太不构成对我智力的挑战了,于是便拒绝了。现在想想,资方显然是对的。我现在深为自己当初的虚荣和骄傲而后悔。

@ 引发59~61年饿死多少人的大讨论之后,我终于欣喜地发现,@少说多做多行动 等网友着眼于一个个具象的个体的苦难,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热衷于踩着一大堆血肉模糊的尸块构建宏大叙事了。我坚信,让每一个死难者都有名字,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死去的、苟活的——得到救赎的惟一途径。所以,我把曾经对文革口述史的不成功的参与过程告诉你们。希望能对你们有些帮助。

口述大饥荒这个项目,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网站,以便于资料的分类、搜集、整理和持续传播;其次,我们在做之前,需要成立一个边界清楚的组织——一个宗旨和目标明确的约束下的参与者,并在参与者中以票选的方式先成立理事会。说白了,就是要以一个ngo的框架去运作它,虽然我反对要对这个NGO进行认证注册。如果有这样一个纯民间的项目,我愿意尽己所能加入进来,帮助设计网站和筹款。我不想再错过了。

我们不幸身处所多玛,但更不幸的却是,我们以义人自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