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对袁绍而言,固然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然而其残余势力的消灭仍需一段时间,袁绍这个集团最终在曹操的军事打击下,最终走向土崩瓦解,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其集团内部的许多矛盾自己没有处理好,那么大的一块地盘,那么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怎么会三五年时间便土崩瓦解呢?

《后汉书·袁绍传》讲到:

绍有三子:谭字显思,熙字显雍,尚字显甫。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后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这里讲的是袁绍如何处理诸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交接班的名分要尽早确定,否则必然引起诸子之间的争斗,那便反为政敌从外部分化瓦解提供了机会。万人逐兔的典故,裴松之注引《慎子》曰:“兔走于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过不能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子思子、商君书并载,其词略同。其实这个典故先秦其他典籍也引用过,《吕氏春秋》的《慎势》讲得比较透彻一点,其云:“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核心是等级秩序的确立,才能防止竞争,防止由争而生乱。袁绍这样安排三个儿子一个外甥,各据一州,实际上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了祸根。内部相争而生的乱子,为外部势力的吞并提供了口子,袁绍集团最后被曹操所吞并,就是利用了袁氏兄弟之间的纷争。

所谓“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这是指诸子在王位继承上的相互关系。年均,指同年诸子,难分长幼,则以贤者继承王位。德均,则指诸子品德相近,都能孝顺父母与长者,那就以卜定位。这句话总的意思是王位的继承关系要尽早确定,老人活着,诸子之间还不敢也不至于引起纷争。老人去世,而继承人选不及早明确,势必引起争端,兄弟之间互斗,势必引起大乱。齐桓公有五个儿子,齐桓公一死,诸子为争夺王位混战一场,齐桓公的尸体没有人去收敛,长了蛆虫爬到大门之外。而且王位最终确定经过的历史阶段,有时会很长,社会会出现一个动荡。晋献公废申生,立郦姬之子,得不到大夫们的支持,晋献公一死,内斗不断,晋文公流浪在外十九年,到晋文公即位以后晋国才重返强国的地位,这些故事,《左传》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沮授对袁绍讲,要“上惟先代成败之诫”的道理。沮授为什么要说这番道理,因为袁绍不及早确定皇位的继承人选,而让诸子各据一州,一旦他去世,那么临时确定的继承人难以服众,所以势必引起纷争,太子左右的班子要及早成型,否则的话临时何以应对呢?其实《春秋公羊传》在鲁隐公元年讲到嫡长制的原则,其云:“凡隐公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可见在家长宗法封建制下,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亦有森严的不可逾越的等级关系,确立这样的等级秩序是为了防止争夺,五四运动,强调个性的解放,巴金的《家》、《春》、《秋》三部小说,讲的是个性解放,但在一个家庭范围内势必引起纷争,出走当然是回避矛盾的一个方式,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是从个体出发,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争。东方的思维方式不是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为出发点,它是在整体思维的视角下,强调整体内部的等级有序,强调在等级制下的和谐相处。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的,家稳定了,国也稳定了。从王者之家而言,家乱了,国也乱了。《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的核心是下对上的一种心态,提倡这种心态的目的是维持家庭和国家的等级秩序。当然这种等级关系,也有其相对的一面。在君臣之间,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父子之间是父慈子孝,《礼记·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智、仁、勇三者是指人应具备的修养,如何处理五伦关系,《孟子·滕文公上》则谓:“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的相互关系以和谐为主,而《韩非子·忠孝》则强调:“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这里强调的是单方面无条件的服从,目的是为了维护家与国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的传统是维稳,西方的市场经济在商品交易上,强调的是竞争,推行到政治上便是通过选举来竞争上岗。这与中国传统的维稳的思维方式不同,故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有限度,不是无限的。即使在经济领域也不可能有完全的竞争,在政治领域则很难推行下去了。维稳的思维方式,不允许争,争则乱也。沮授在这里对袁绍提意见,是不赞成把三子一甥各主一州,而又不早定继承人的名分,将来诸子之间势必纷争不断。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沮授所料。沮授希望立长子袁谭,但袁绍喜欢幼子,这又违反了长幼有序的原则。从事后的状况看,沮授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远见的,因为有历史教训在啊!

 

 

本文选自朱永嘉著《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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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后促使袁绍集团走向终点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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