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5月10日 10:55:11

近日,媒体曝光阿富汗女诗人贾米娜因写情诗遭家人殴打。家人撕毁了她的笔记本,贾米娜不堪受辱而自焚身亡,但她的家人却称她的死亡为意外。据说,阿富汗当局禁止女性读诗,妇女写诗读诗居然要冒生命危险,她们唯有建立秘密诗社通过电话秘密读诗。对阿富汗妇女来说,诗歌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危险的“地下运动”。

 

在诗歌已经被解构、被不断戏谑化的时代,看到这样的新闻无疑有些令人错愕,甚至会让人产生“穿越”的错觉。回想起来,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禁止写诗”的时代。当然,在那个时代里,被禁止和某一类诗歌接触的,不仅仅是妇女,而是所有的中国人。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火红岁月里,诗歌也和广大知青一样,穿着千人一面的制式服装,重复着刻板呆滞的词句。当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年轻人希望摆脱这种桎梏,表达他们自己的心声时,禁令与惩戒便开始横行了,创作者被迫秘密行事。由此就产生了我们所熟知的“地下文学”和“地下诗歌”。

 

为什么诗歌在过去的中国、前苏联、今天的阿富汗妇女群体中会转变为一种“地下文学”?尽管这些地区具体的情况各异,但其共同的诱因只有一个:自由的表达。阿富汗女诗人贾米娜在她的诗歌中直接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而这种表述在台面上是不被允许的——阿富汗女人不配拥有爱情。正如70年代以“手抄本”形式而为文学青年熟知的中国诗人那样,他们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在那个年代也是不被允许的,其潜台词是,人们不配拥有自由。于是,自由与爱情只好乔装成了“地下党”,其信仰者必须为之付出极高的代价,例如生命。

 

问题在于,当有人为之付出高代价时,诗歌所承载的意义就开始发生改变。例如贾米娜所在的阿富汗,那里绝大多数女性在16岁结婚,其中四分之三是被强迫的。据联合国估计,90%的阿富汗妇女曾遭受过家庭暴力的摧残,有的妇女甚至在被强奸后还被要求嫁给强奸者。在这样一个男权至上的野蛮国度,诗歌对妇女来说已经不再是生活的点缀物,而是进一步成为了她们表达与抗争的渠道。喀布尔最大的诗社,米尔曼巴赫尔妇女文学会俨然就是一个社会抗争团体,她们的会员不仅仅是写写诗就算,而是要“知行合一”——不带面纱,穿高跟鞋,她们与不堪忍受的传统决裂,以一种西方社会女性生活的方式表达抗争。

 

孔夫子有句话众所周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过,我们通常不会考虑到的一层含义是,之所以是“思无邪”,那是因为孔子编排诗经时,已经对内容进行了删改,那些他认为“思有邪”的诗歌已悉数被和谐,剩下的自然是无邪之思。我们不妨联想一下,当年的郭小川、贺敬之式诗歌无疑是“思无邪”,而“思有邪”的则是食指、多多、芒克等人,也是前苏联的爱伦堡、索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布罗茨基等等一度被迫“地下化”的作家。他们在文学史的位置上,与贺敬之们相比较,孰优孰劣,一望即知。阿富汗诗人贾米娜,以及那些为了妇女权益而以诗歌进行抗争的女诗人们,毫无疑问应该被归类“思有邪”的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话不无道理。“压迫”不一定是指血淋淋的暴力管制,它也可能是一种习惯势力,一种禁锢我们大脑的陈旧思维。这个时候,作为抗争手段的诗歌就派上了用场。据说,贾米娜自焚前朗诵了一首帕什图双行诗:“在世界末日那天,我要大声说,我带着满心希望来到人间。”拥有如此美丽的女诗人和诗歌,无论我们今天如何批评阿富汗社会的愚昧落后,但那个国家,总还是能给人一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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