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當北京還在戒嚴的時候，李子誦在他的《文匯報》上寫下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他一生堅持「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所謂新聞人的風骨。
文/陳嘯軒
「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民革第六、七屆中央常委，香港《文匯報》前董事長、社長李子誦先生，5月11日下午14點34分在香港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辭世，享年101歲。」這段僅有64個字的新聞，是新華社在5月12日為香港傳統愛國人士、資深報人李子誦發的訃聞。
李 子誦曾任職長達38年的《文匯報》，翌日也在內頁不顯眼的角落刊登了這則新華社通稿，除此之外不著一字，篇幅甚至較同為「左報」的《大公報》和《香港商 報》更加短小。當然，三大「左報」同樣絕不敢提起的，是當年的《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與總編金堯如，決定在1989年5月21日的該報社論「開天窗」，刊出 「痛心疾首」四字，抗議中共當局宣布北京戒嚴，部署鎮壓民主運動。
「六 四」屠城後一個月，新華社香港分社著手整頓《文匯報》，李子誦被解除社長職務，金堯如和副總編輯程翔也被迫離開。當年與程翔在北京，見證民運悲壯一頁的駐 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六四」也被迫返港，留在《文匯報》被投閒置散，兩年後終於離開。李、金、程、劉四人，當年曾被稱為《文匯報》「四大寇」。
《文 匯報》今天如此冷待這位老前輩，程翔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形容這做法「有點涼薄，但也是政治現實」，「《文匯報》現在的人更加要與他撇清關係，不去讓外 界有錯覺以為很支持他。」他認為，李子誦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留下「痛心疾首」的社論，在1989年民運「以身作則」，令新聞工作者知道怎樣堅持報人的道 德和風骨，單單這件事已足以載入未來中國新聞史的史冊。
李 子誦從1951年起任《文匯報》總編輯，1978年中國正式踏入改革開放年代後與香港新聞界甚有淵源的廖承志復出，李子誦出任社長，開始掌握報社的實權。 程翔說，就是從那個年代起，李開始強調「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的十六字辦報方針。「這在現在看來好平常，但是當年他的確是力圖改變報 紙『一言堂』，一種聲音的局面。」
程 翔在1974年加盟《文匯報》，1982年起出任駐京記者，但因為他並非中共黨員，最初新華社香港分社並不批准，最後成事要多得李子誦的堅持。「社長比較 開明，認為反正《文匯報》內的黨員也不願意去，為什麼不讓我去試呢？他一直都在提這個問題，最終廖承志同意了。」他說，在李子誦治下的《文匯報》，不會緊 跟中央路線，也會支持員工偶爾「闖禁區」，造就該報在八十年代，成為比較敢言的左派報紙。
在 1972年加盟《文匯報》的劉銳紹，就認為李子誦對香港報業的一項貢獻，在於如何在中共領導的左派機構裏面，突破體制內的重重制肘和落後思維，在新聞報道 上能有所突破。在七十年代曾經跑香港突發新聞的他說，當年文革尚未結束，雖然《文匯報》的內地新聞必須要緊跟中央路線，但是香港新聞卻有很多突破。當年李 子誦鼓勵記者追蹤「新聞尾」，發掘一些具社會深層次意義、有血有肉的故事，在報章上以「新聞故事」、「新聞小說」的形式發表。一些「新聞小說」甚至被改編 成電影、電影劇，演變成香港早年的「跨媒體合作」。香港金像影后鮑起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主演的粵語片《小當家》和《三個十七歲》，當年都是改編自《文匯 報》的「新聞故事」。
到 了1986年，劉銳紹到北京接替程翔，出任駐京辦主任。「社長當年很鼓勵我們用『曲筆』（巧妙的語言技巧）報道中國新聞。1987年初，方勵之被開除黨 籍，第二天我便訪問他，當年這是一大禁忌，但《文匯報》卻刊出來。我寫的文章提到方勵之有很多怨氣，但同時又讓讀者覺得，他能夠把自己的怨氣表達出來。」 後來，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蘇紹智等知識分子，相繼因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被開除黨籍，劉銳紹都有訪問他們，專訪文章也能夠在《文匯報》刊出。「我 當時用盡方法，把文章包裝得北京不能批評我，但這與社長的推動也不無關係。」
「又 例如，許鞍華導演當年的電影《投奔怒海》（1982年在港上映），講當年剛統一的越南怎樣貧窮落後，當年中越交惡，北京最初也支持電影拍攝。後來電影拍出 來後，內地官員看到片中表達了越南人的恐共情緒，認為這是影射大陸，於是就下令在港中資報章不得報道該片。然而，當年社長說『港報港辦』，《文匯報》仍然 繼續刊登《投奔怒海》的消息。」
有 人說，八十年代是中共建政以來，在政治上最開放的年代。同樣，在劉銳紹眼中，當年的香港《文匯報》也是該報的黃金年代。「從言論的寛度來說，從異於中央口 徑的角度來說，現在的《文匯報》根本比不上當年，尤其是政治新聞方面。香港新聞界應該好好珍惜目前仍然享有的自由空間，不要把言論空間雙手奉送，自我跪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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