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自由使人们得以摆脱贫困

茅于轼

 

    今年3月,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宣布将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授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美国东部时间5月4日晚上,CATO研究所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颁奖礼在华盛顿举行,茅于轼先生及夫人赵艳玲女士出席,并发表获奖感言。

 

 

接受这个促进自由奖,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把CATO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了自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自由重要?为什么得到自由如此之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而且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妨碍你自由的环境。这成为道德的金律。反对自由的人往往说,人人都有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乱,所以自由是不好的。这完全扭曲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说到底,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修养,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但是人从小长大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开始的,慢慢地懂得要尊重别人,约束自己。为此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别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它。有时候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有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义,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个受周围人士欢迎的人,和他有接触的人都会喜欢他。他的一生也会更顺当,不会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会少掉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连战争都不会发生了。

可是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于是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至今形势有了特别快的进展,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人类绝不会再花几百年来完成这个过程。再有两三代人,这个几千年的斗争就会结束了。它一定是普遍的,人人平等的享受自由的状态。如今还负隅顽抗的特权者应该认清形势,及早适应世界大潮。

在中国,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平等自由有了惊人的进步。在经济方面人均收入增加了12倍,尽管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厉害,但最穷的人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有三亿多人脱离了极端贫困。中国的减贫对联合国全球减贫计划作出了巨大贡献。提高收入是一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的必要条件。穷人在市场上是没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获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特别重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的贫富差距能够缩小,这个进步会更显著。全世界也一样,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简单说就是开放了市场,赋予每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交换。这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过去中国的农民不能进城打工,更不能选择职业,唯一的工作就是种地。现在他们能自由进城打工,能自己创业做小老板,能开公司赚钱,甚至也能出国去谋生。以我自己为例,过去被国家雇佣,变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挑选工作的机会。改革后我才有可能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经济学家,发挥了我的所长。

自由的扩大导致财富的迅速增加。全世界进入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二百年来,人口从10亿增加到70亿,平均年龄从26岁增加到68岁。二百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进步的近十倍。这样空前伟大的进步主要是平等自由造成的。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市场环境下,通过商业化才能为人类造福。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市场。

在中国,不但经济上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命有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前三十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接近五千万人。改革前三十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改革后三十年平均人口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为千分之六点六。改革后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一以下。中国的死刑人数近几年大约降低了一半,而且还在快速降低。

不可否认,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

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会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CATO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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