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罕见的“中原大饥荒”。

福尔曼的手中,拿着他们在河南灾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摊在了蒋介石面前。有几张照片清楚地显现,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蒋介石震惊了。白修德注意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

作者:蔡晓滨,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4月20日,原题:大变局中的新闻力量

《大变局中的转折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背后》的作者蔡晓滨以一个30多年报人的职业敏感与素养,选取了20世纪40年代那些曾经轰动一时或引发广泛争鸣的新闻事件:中原饥馑、访问延安、公债舞弊、东北劫掠、重庆谈判、沈崇事件等,从源头到其背后以及所造成的影响和对历史进程的意义等,对这些事件做了深刻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史实。

《大公报》因报道河南饥荒被勒令停刊三天

1942年,中原河南发生了一次大饥荒。豫中平原,饿殍遍野,尸塞于道。据说,总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河南这次大饥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公正而有责任心的媒体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终是被一位美国记者搅得天翻地覆。这个有责任心的媒体是中国的《大公报》。这个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特迪·怀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灾荒显现在1942年的春天。连续的春旱,使当年的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军人们对农民说,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坚持几个月,秋粮就下来了。谁能想到,这一年竟是夏秋连旱,种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谷子、高粱等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奉报馆之命于1942年底驻站河南,刚一到职便遇上这一惨绝人寰的饥馑。面对满目疮痍的豫中大地,张高峰坚定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昭告于天下。张高峰以河南叶县为重点调查地,详细了解饥荒的情况,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写了六千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明白,在惨烈而绝望的事实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现手段;一个精确的事实,胜过喋喋不休的说理和论证: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捧张高峰的稿子,心在颤抖。他为河南人民心痛,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客观和公正。

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于《大公报》上,犹如在重庆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犹未尽,又用他那枝酣畅淋漓的抒情之笔,配发了一篇充满着王氏风格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

昨天本报登载了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吾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借题发挥。借河南的灾情,说重庆的奢靡;借赈灾的无力,说政府的拙政,这大概就是《看重庆,念中原!》社评的本意吧!

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自然难逃军政部门的惩罚。2月2日傍晚,也就是《看重庆,念中原!》评论刊发的当天,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便派人来到了《大公报》编辑部,送达了“军委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抓进了监狱,严厉审查。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

《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闭门思过,竟让一位美国记者浑身难受。此人就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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