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两次报道称“十八大可能推迟”召开

路透社两次报道称“十八大可能推迟”召开。

最近,在中共十八大筹备紧锣密鼓之际,媒体上频频传出了一些耀人眼目的消息,如“江泽民为扬州泰州机场题名总参表祝贺”,和汪洋语出惊人:“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以及路透社两次报道称“十八大可能推迟”召开,等等。这些消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高层近一段时间里在权争与政治操作方面的些微动静和情况。

江泽民题名示威,汪洋“语惊四座”

5月8日,扬州泰州机场举行揭牌仪式。江泽民为该机场题名。参加该仪式的有省委书记罗志军、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学勇和李家祥,以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孟国平等要人。孟国平“代表陈炳德总参谋长及总参作战部对机场建成运营”和“江泽民为扬州泰州机场题名”表示了祝贺。5月9日,《扬子晚报》在报道此次仪式时称,“军方藉泰州机场题名力顶江泽民”。同时,中国其他官媒也相继“高调报道”了江泽民为泰州机场题名的消息。

江泽民此举和中共官方媒体对其的“高调”报道,无疑告诉外界一个信息,那就是江泽民仍然对中共高层(特别是军方)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并显示江泽民在中共十八大权力角逐中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与外界对江泽民及其所代表的“保守派”的实力的估计形成对比。之前,外界普遍认为,江系自“薄王事件”后在中共权力斗争中已失势,胡温联盟完全掌控了中共党政军大权。然而,除江泽民的此次举动之外,江系人物如周永康等最近仍然频频出现在媒体和公开场合,而“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温家宝却很少公开露面和被报导。

另据报道,5月9日,中共政治局委员汪洋在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汪洋的这番话被外界看着是,对中共一向宣传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教的一种突破,给十八大前中共高层的权争增添了新的变数。不过,仔细分析一下汪洋的这些话,却不难看出,他的说法与中共一贯高喊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口号大体上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人民的幸福不是党和政府恩赐的提法,倒也有点不同寻常,而且这话又是在十八大前放出,就别有一番寓意。汪洋是薄熙来“重庆模式”的反对者,又是中共“温和派”中的激进人物,他公开放出人民的幸福与党和政府没多大关系的说法,说明“温和派”力图对中共十八大前后的政治方向进行定调,即逐渐朝多让人民参政议政的方向发展。

这两个不同方向的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说明,在十八大前后,中共高层各派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决定权和话语权的争斗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营造氛围和增添筹码,并力图让外界了解自己的实力或主张。

十八大会期和常委候选人等问题

5月8日,路透社引述有关消息人士的话说,由于“对中央决策机构的组成及规模大小”意见不一,中共高层正考虑“是否把原定9月或10月召开的十八大推迟到11月到明年1月之间”。但是,最近《人民日报》却重申“中共十八大将于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否定了这种中共将把十八大推迟到明年召开的说法。在薄王及陈光诚事件“生乱”之后,中共高层开初考虑推迟召开十八大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最后又改变初衷决定“按时”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则可能是考虑到推迟会期将给中共的这次权力交接带来更多的不利。中共高层决定“按时”召开十八大,也说明,各派在权争的过程中也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即按照党内既定的制度和规则行事,尽量不越雷池一步。这就表明,中共“正按照既定的步骤展开十八大的筹备工作”。 

据报道,前不久,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高级官员聚会北京,“以民主方式投票推选中共十八大后进入最高决策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9位候选人名单”。据说,北京想借此来向党内高级干部征求对政治局常委人选的意见。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领导人产生的方式已越来越制度化,高层领导人一般是“通过党内高级干部集体选择和投票产生”,而“不再由领导人单独指定”。这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说:“习近平和李克强都不是只由领导人指定,他们是由300多人共同决定”的。李光耀还认为,中共以此使其党内的民主“跨前了一大步”。看来,中共未来的两个最重要的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已得到了党内各派普遍的认可,代表了各派系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说,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不能只代表党内某一派的利益,而是要在各派之间起平衡的作用。今后,他们既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否则就有可能站不稳脚跟而栽跟头。这也就为两人今后的操作风格和政治取向打下了烙印。至于胡锦涛退位后是否还连任军委主席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人选如何选定,都还得要通过党内高层的“民主方式”来决定了,而且也必须是中共党内各派系相互较量和妥协的产物,很难仅仅由某一派说了算。由此可见,北京处理薄熙来的决定也不是胡温一派所能单独作出的,而是中共高层各派系集体讨论与权衡的结果。

高层权力分散促进党内民主

中共高层的这种以党内“民主方式”产生领导人和作重大决策的机制,是由于中共内部已经没有象毛泽东和邓小平式的铁腕人物和由此而产生的权力分散所导致。中央和地方权力不集中在一个人和一派手里,而是分散在不同派系和圈子中,这就迫使北京在作任何重大决策或决定时,必须争取党内各主要派系的意见并力求与之达成共识。另外,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政治运作和程序上已经不断制度化,这也导致北京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不敢轻易地改弦易张或另立章法,得按部就班行事。从近来中共高层人物的一系列动作来看,虽然各派系(不管是江系还是团派)在权争中各显神通,大打出手,但是这些大都在党内运作程序和制度容许的范围内进行,基本上(或不得已)遵循了既争斗也妥协的“游戏规则”。而过分超出底线或违反游戏规则的人,则自然会遭到惩罚,如薄熙来之类等。此外,中共党内的“民主化”进程也体现在某些地方行政区,如广东省等地。据《新快报》报道,中共广东省委进行差额选举该省委常委。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由等额选举制到差额选举制的转变,具有毋庸置疑的进步意义,如果得到推广,将有利于促进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据透露,这种差额选举的试验在广东有些地方已经进行过,如“几年前,梅州市两位镇党委书记,是由100多名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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