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能置身事外,即便四十岁以下的人,请问问你的父亲母亲,如果他们曾生活在那时的农村,他们大多知道饥饿的滋味,知道榆树皮、红薯叶磨的粉、草根乃至观音土的滋味,也知道有些人是怎样浮肿得像个吃饱的大肚汉,然后突然倒下去。甚至,可能还记得起他们的名字。作为史学家,记录下只有你一人能够获知的历史,我们该去做这件事。”

 

 

 

幸好,我们中国人是有着著“私史”的坚韧传统的。

2005年的时候,为给鄙报写文章纪念顾准,我查阅了他的日记。那年是顾准冥诞90周年,他是提出中国应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第一人,屡受迫害,蒙冤亡故。但最震动我的,并非他对经济、政治、法律的精深探究,而是他作为“右派分子”在河南信阳地区“劳动改造”时,记录下的饥馑惨状——触目可见的老百姓大规模浮肿、饿死,以及“人相食”。有个男人杀了老婆,有个姑姑吃了小侄女;更多埋得浅的新亡者,则被很快从地下掘出分食。

现在已知的统计资料,从1959年秋天到1960年的春夏,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地区,饿死一百万人口。有的是一家人乃至整个村子灭绝了人烟,因有严令不得放农民外出逃荒。这个地区,正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

饿殍盈路,哀鸿遍野,何止河南,何止信阳。

那是一个被巫术和谎言笼罩的黑暗年代。伴随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咒语,粮食从起初“亩产万斤”的试探,飞快攀升到“亩产十万斤”,这样的“放卫星”,将得到丰厚的政治犒赏。

那是一个被狂热和愚昧所控制的社会。“十年赶英超美”计划,“钢铁元帅升帐”,人民被强制动员起来大炼钢铁。饭锅、菜刀熔化进遍布城乡的“小、土、群”高炉——他们被告知大食堂的饭永远吃不完,不必再保留这类家什——炼成一无所用的废铁。而农民为完成这个任务,被命令放弃收割和播种。

那是一个人被掷做试验品的残酷时光。“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在土改后分到手没有几年的土地,被迅速收缴,成为“社员”,编入小队、大队、公社,不再能为自家耕种、收获,他们从自由民被改造为农奴。公粮按照“放卫星”数字催征,农民没了口粮和种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此时开始显现它冷酷的威力,死镰像在收割麦田,一刀划过就是一捆。这只是大饥馑的开始,接下来还有若干年,其中最难熬的三年,起初被伪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再然后,改为“三年困难时期”。

这就是那段历史。

“正史”曾对它长期否认或回避,但它仍坚韧地通过两代人的口耳,通过顾准这样的私人笔记,通过《墓碑》、《夹边沟记事》这样的私人著作在保存、流传。零散的萤光汇聚成川,直到虽仍有所遮掩回护,但正史也再不能对它视若无睹。去年初,反复编纂16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写下了仅从1959到1960的一年间,就已有“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的话。虽对三年中横死于饥饿的总人口数,仍姑付阙如,但已是个进步。在1997年,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的报告,则把这个三年数字记录为2200万人。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空白总会被填上,只要我们仍留着对惨祸的记忆,仍存着对历史敬畏之心。但这或许不够,不仅是数字,我们该记住的,是那些个具体的人。

这是一块仍在渗血的厚痂,久已不被触及。因为一旦揭起,整个社会的神经都会抽搐痛楚——无人能置身事外,即便四十岁以下的人,请问问你的父亲母亲,如果他们曾生活在那时的农村,他们大多知道饥饿的滋味,知道榆树皮、红薯叶磨的粉、草根乃至观音土的滋味,也知道有些人是怎样浮肿得像个吃饱的大肚汉,然后突然倒下去。甚至,可能还记得起他们的名字。作为史学家,记录下只有你一人能够获知的历史,我们该去做这件事。

重新发掘这段历史,会是一个痛楚的事情,但可能不得不做,因为总有心怀险恶者或无知的愚氓,不断在用谎言去粉饰遮盖谎言,用谎言的刀剑挑战社会的底线,践踏人类的和历史的良知。他们知道,善良的人哪里痛。所以,那就揭开吧,虽然痛,但我们自己来。让这个历史中的病灶彻底暴露于阳光之下,或许这正是治愈它的时机。具体的、一个个的逝去者,会跟仍在糟践和无视他们的险恶者平静对视,会给无知者揭示真相和道理,然后才能得以真正的安息,随历史的长河而去。

自鸿蒙初开,太古以来,历史就是中国人的神。虽然祂的真相往往长期被湮没,被伪造,被强暴,但它仍兀自不死。这段历史也是活着的。当不绝如缕的私人记忆被发掘,一个个尘封的名字被唤醒,它们就终将汇入大历史的神祠,成为无比坚固的整体,守卫历史,并被历史所守卫。无论是谁,也无法再欺蒙和摧毁。

,《经济观察报》首席评论员。原文刊载于《经济观察报》。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0507/2259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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