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摄饥饿的时候，唐志第一次知道，姥姥为了家庭的生存，曾在最艰难的时候出去讨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就揪住这个事一直询问：‘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记住了什么？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1959年-1961年，在那一场“三年自然灾害”中，在湖北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一个姓章的农民，却在吃了一顿饱饭后，撑死了。
2010年的夏天，当钓鱼台村的村民们在镜头前讲述这件事时，他们的语气缓和、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一个不曾和自己有关的故事。而年轻姑娘章梦奇作为拍摄者，则被人们的讲述深深触动了。
章梦奇出生于1987年，自幼学习舞蹈，200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身为一名学艺术的女孩，看起来发生在“大跃进”后的这段沉重历史和她有着遥远的距离，事实也确实如此。章梦奇说，以前看新闻，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但她都觉得那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拍摄完老人们讲述的饥饿经历后，章梦奇的感受有了明显的变化。“我开始真正做和社会有接触的事情了”，她说。
在章梦奇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也是她的指导者吴文光希望看到的。从2010年1月起，身为中国独立纪录影像先行者之一的吴文光开始在他主持的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实施一项“饥饿计划”：他寻找自愿加入的年轻人，让他们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把镜头对准那些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人。
和一般的“记录历史”不同，在这项拍摄计划中，吴文光更看重青年人的加入。“当下，青年与乡土的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读书离开家乡，还是农民工进城，都是一个青年与乡土逐渐背离的过程。这个计划却提供了‘迎面走回’的机会，让青年了解乡土的历史，了解自己的长辈。”吴文光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年轻人来承担历史。”
返乡
20个人加入了吴文光的拍摄计划，其中半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1985年出生，200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邹雪平是其中的一个，她拿起摄像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
邹家村是一个现在也只有二百多人的小村庄，老人们的回忆勾勒出那场饥饿曾在这个村子里划出的强烈印记：在那三年时间，有至少四五十人死于饥荒，在高峰时期，几乎每天都有两个人死去。
“俺大儿子那年十一岁，饿死了，你长恩伯伯差点饿死。长恩伯伯做民工去挖沟，工地上发的是菜团子，他省下来带回家里。”
“全堂家里饿死了四口。”
“一个粮食仁儿都看不见，人们就吃地瓜蔓、棒子瓤，拉不出来，那年长痔疮的特别多”。
“榆树皮磨成面，还得想办法做成饭，家里没锅，出去也找不到柴火。”
在镜头面前，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面孔，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情景都差不多的往事。其中有一件事被人们反复提起，那就是饿得全身无力的人们抬不动死去的人，只好用牛车拉到野外，草草地埋上。
刚开始拍摄时，邹雪平想不明白，为何人们说起死亡如此平静，甚至在说到自己的孩子饿死时也没多少表情，后来她就想：“可能这种事情他们在当时见得太多了，已经见怪不怪了。”
邹雪平问起饥饿的原因，人们的回答众口一词：“要还苏联的债，粮食都拉走了。”
在章梦奇的拍摄中，人们对饥荒的原因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粮食不但有，而且产量还“过度”了，生产队的队长们谎报产量，超量征收，在上交完国家后，把剩下的粮食都私存了，其他人则没东西吃。
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的余仙堂是受访者中让章梦奇印象深刻的一个，他给章梦奇讲了亲身经历的很多细节。饥饿蔓延时，余仙堂是一名医生，他治疗浮肿的人，“看人躺在那儿，要打葡萄糖，结果葡萄糖的盖子刚打开，那人就死掉了。”
关于那个“撑死”的村民，人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上面来了一个书记，在小队长家吃晚饭，让他去做饭，结果剩下的吃不完，又不能倒掉，怕人看见啊，就让他全吃掉，把他撑死了。”
钓鱼台村是章梦奇的父亲出生的村庄，自幼随母亲在海南长大的她并没有多少在钓鱼台村生活的经历，当她拍摄时，她让在村里的大伯带着她，以建立她和村民之间的信任感。刚开始，村民对她的拍摄计划稍有怀疑：“你拍摄这些干什么啊？”大伯也开玩笑说：“她是记者。”在章梦奇耐心地做了解释后，大多数人的顾忌才消除了。
邹雪平从小在邹家村长大，和村民向来都很熟悉的她拍摄起来就非常顺利。村民看到摄像机都很兴奋，一些年轻人还围着邹雪平喊：“拍我啊，拍我啊。”邹雪平告诉大家，历史书上对“三年自然灾害”说得不多，想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过来的，人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都是本村人，都很想说。有些人像诉苦一样，说出来好受一些，不仅仅说怎么经历饥饿，也说之后怎么建立家庭。”邹雪平说，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尽量避免让大家有“正式受访”的感觉，先聊天，明天或后天去再采访，慢慢地进入他们的生活。”
拍摄完成后，邹雪平剪辑出一部名为《饥饿的村子》的纪录片，学艺术的她，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用纪实的素材，营造出一个“虚构的村庄”：村子里面没有年轻人，也没有小孩子，只有说话和行动都很迟缓的老人，以及空旷的村庄和原野。邹雪平说，她这样做，是想表达一种“消失”的意味。
吴文光和他的朋友评价邹雪平的片子：“牛逼闪闪、内敛、沉着”，有“中国的《百年孤独》”的调子。在《饥饿的村子》里，一张又一张老人的面孔出现，讲述，又消失掉；最后，15个老人的面孔又依次出现，但是都只有活动的嘴形而不再有任何声音，历史在沉默中退场了。
参与“饥饿计划”的人里，一共有17人剪辑出了影像素材，吴文光把它们集合起来，做了一份8小时长的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又以此为基础，排练出一场以饥饿为主题的剧场演出，演出者都是拍摄“饥饿计划”的年轻人。2010年10月，演出与《公共影像档案》的放映在草场地工作站同时进行，演出是8个小时，《公共影像档案》则在几天里从中午到晚上，10分钟一次，反复放映；同时，他们还制作了由被拍摄者的面孔组合而成的“饥饿者肖像”，挂在演出场地的墙上。
同样是在2010年10月份，吴文光还带着邹雪平和章梦奇的片子参加了在台湾举行的纪录片双年展并放映；2010年12月，吴文光和参与“饥饿计划”的年轻人又带着他们的影像和演出去了深圳。
遭遇
邹雪平的片子拍出来后，她父亲开始惴惴不安，他问女儿：“为什么要把毛主席领导时不好的事情拿出来呢？你这样做，会不会‘犯错误’啊？”
邹雪平就解释：“没有问题的，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但是这几句解释很难打消邹父心中的疑虑，他1953年出生，中专毕业后在一个棉花厂做会计，入了党，后来自己开加油站。
听说女儿的片子还要在台湾放映后，邹父更不安了。父女二人在电话里不断地争执，邹雪平感觉到：“我给他解释也没有用，重要的是让事实说话。”
在台湾放映的效果很好，很多人看后都觉得很棒，邹父听了也松了一口气，给女儿说：“没事就行。”
但是邹雪平觉得，春节回家，她少不了还要“挨批”，因为两代人的思维有着太大的不同：“我自己没想那么复杂，不像他们经历过‘文革’的人会想到批斗。你给他说再多，他也不听你的，他觉得你是小孩子，你不懂，你没经历过以前。”
章梦奇等人则是在拍摄中就遇到了类似情况。“大都愿意说，但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些事情（饥饿）不太能说”。来自湖南的年轻人罗兵在拍摄前，想了拍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但就是没有想到“还有不敢说这种情况。”
有个老人正对着罗兵的镜头正讲着饥饿，这时老人的女儿回来了，立刻打断了她老爸的话，让他不要乱讲。还有的是本人就不敢说。这让罗兵感觉到，那种还没被批斗就被吓得自己了断的历史并不只停留在过去，而是一直都在。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唐志在拍摄中，也像邹雪平一样遇到了两代人在观念上的冲突。在家里，她和爸妈无意间聊到雷锋，唐志说有人认为那个“雷锋”“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她爸爸一听就火了：“毛主席都说了全国人民要向雷锋学习，那么多书啊，照片啊，那么多故事啊，怎么都可能是假的？”
在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放映后，吴文光和这些年轻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有观众问：“他们都饿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不抗议呢？”对此，吴文光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对他们（那些老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收获
年轻人们带着拍摄的素材归来，吴文光的第一印象是：“我发现他们的眼睛都更有光彩了。”
吴文光看到，这些年轻人从里到外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不看作品，就看他们的操行、态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化都很大”，吴文光说，如果说在拍摄计划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对这段历史还仅仅是很多感慨和冲动的话（拍摄前几乎每个人都看了《定西孤儿院纪事》），那么在拍摄后，大家又经过持续不断的讨论、交流，每个人就有了更多的思考，并且思考的深度在增加。
邹雪平在拍完片子后的直接感受是“敢于面对自己的身份”了，以前她不好意思对别人说自己是一个“农村人”，“做完这个作品后，感觉轻松很多”，她说。
另外，和章梦奇一样，邹雪平不再觉得历史和自己“没关系”了。“拍摄饥饿的过程中，我慢慢不再冷漠地对待以前发生过的历史。对自己的认识，包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认识到的。”
唐志的收获尤其让吴文光感到高兴。在拍摄饥饿的时候，唐志第一次知道，姥姥为了家庭的生存，曾在最艰难的时候出去讨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就揪住这个事一直询问：“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记住了什么？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吴文光觉得：“这样她在一个层次上纵深下去，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我想这样她得出的作品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分量。”
吴文光自己也参与了拍摄。“我也应该有自己的村子”，他说，1956年出生于昆明的他，曾在云南富平县做知青，他就回了那个他插队的村子去拍摄，但是拍完后他觉得，他的收获还是没有年轻人那么多。
“他们去的都是自己老家的村庄，不是去河北啊什么地方随便踩点一个村子，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采访、拍摄一些影像回来，而是要发现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生活，发现村子的从前，听老人没有讲过的话，这样他不仅仅可以拍到重要的资料，同时自己在返回的过程中可以自我发现，在对往事的寻找中，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以前和未来，在历史的大话题下定位自己。”吴文光说，“毕竟他们是第一次返回，扑面而来的东西他们能完全接受，如果让30多岁和40多岁的人来做这些，就会有选择地接受。”
目前，“饥饿计划”还在进行中。邹雪平说，今年春节回家后，她还要接着“拍摄饥饿”，让人们讲述更多当年的细节。
吴文光则鼓励这些年轻人“一直走下去”，他说，“饥饿计划”没有“截止日”。
（何书彬，《看历史》记者。原文刊载于《看历史》2011年2月刊。原文链接：http://nh-gjls.i.sohu.com/blog/view/1678735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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