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2012年6月 记者 李佳蔚 杭州报道

王澍设计的宁波博物馆,600多万块旧瓦片成为建造博物馆的原材料。吕恒中 摄

 

王澍设计的唯一商业住宅楼“垂直院宅”,设计的特殊之处在于每四户共用一个小院子。陆文宇 摄

 

        王澍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好消息,一条坏消息。

  好消息来自妻子,她打电话告诉正在洛杉矶讲学的王澍,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那是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

  坏消息来自朋友,一个画家给他发来一条彩信,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被拆得一片狼藉。

  知道自己获奖后,王澍对赶来采访的《洛杉矶时报》记者说:“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我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

  而对于被拆掉的梁林故居,“第一反应就是想哭,没有愤怒了,已经愤怒过无数次了。”王澍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没有愤怒或许是更大的愤怒,这个功成名就的设计师已经49岁了,从年轻时,他就被人视为异类。现在,他可以宽容地理解异类的声名,“至少能够证明这个时代不只是一个方向的,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异类

  长发,一度是王澍的符号。

  “那时的王澍长发飘飘,有意识流的气质,风流倜傥,我们一起出了第一本学生论文集,他是论文集的主编,”东南大学81级土木系学生、南京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涛回忆说,“他喜欢思考,爱搞哲学研究,当年一起在诗社聊天时感觉他对传统建筑学有很多想法。”

  在东南大学85级建筑系师妹东梅的回忆里,当年的王澍,“高不可及。读的书多,画画功底很好,哲学根基深。”她说,85级毕业时,学校出了一本学生作品集,王澍用钢笔画了福建土楼做的宾馆,“我们觉得系里的老师都没有做这么好的。”

  本科二年级时,王澍宣布没有老师可以教他。大三,他觉得商业效果图太假而拒画,甚至带着三四个同学和教授谈判。最后,学校取消了必画商业效果图的规定。

  对于老师教的东西,他抱有很大的疑问:“你会感觉建筑就像一个炒菜做饭差不多的行业。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讨论,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习惯的建筑,比如火车站、医院,要求你把它们安排得合理一些。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关起门来说道理。”

  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王澍一时兴起,花了一天时间写了篇万字长文,叫《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从梁思成开始,几乎把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大师批了个遍,一直批到自己当时的导师齐康。

  没有人会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王澍说,“它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他自己搞募捐,印了150本散发。

  1988年,王澍进行硕士论文答辩。论文名为《死屋日记》,从西方现代建筑的根源问题出发,谈中国建筑的问题,展望中国建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儿。答辩时,王澍把论文贴满了教室的墙。导师齐康说,你不要贴,贴了你的论文通不过。王澍不听。

  《死屋日记》的答辩,最终获得全票通过,可王澍听到了办公室里传出来的激烈争吵声。这几乎是一场可以预见内容的争吵:一方面,这个学生太狂妄、太另类、太出格,另外一面,评委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生说得有道理。有人友善地给王澍传话:论文得修改一下,否则有可能拿不到学位。王澍一个字也没有改。最终,学位委员会没有授予王澍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他依然保持着异类本色,他不喜欢很多建筑师比楼高,比材料奢华,比造价;他更乐意和工匠们在一起,收集砖瓦废料……

  “我走另一条路”

  1988年,王澍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从事旧楼改造及环境与建筑关系的研究。

  两年后,他完成了独立设计的第一个建筑项目——为小城海宁设计一个3600平米的青少年中心。青少年中心完成后,王澍陷入了十多年的沉寂。

  在那段长达十多年的沉寂期里,王澍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改造”。他发觉自己以前所习得的建筑学知识和思考方式存在着严重问题,获取的途径也是通过看书看杂志,少有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以生活为依据去设计。

  越来越多出现的“巨型建筑”,一个建筑占掉一个街区,拆一片古建筑只为造一个大楼,在王澍看来,那是“非常粗暴的现代性”。

  就像大学时代,当身边的同学狂热地讨论西方建筑时,自己却沉浸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一样,王澍认为这个时代在偏狭地拥抱西方,认为只要是西方建筑就是好的、前卫的、现代的。

  沉寂期也是王澍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时光。他打零工,偶尔挣一笔钱,主要靠妻子陆文宇的工资养活。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王澍突然发现一个饭桌上全是工匠,硕士毕业的自己,每天都和工匠真正生活在一起,说是工匠,其实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有那么一刻,他恍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最深刻的影响,是让王澍意识到什么是自己要做的建筑:“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造房子的人只是工匠,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建筑师。我最喜欢的建筑是那些匿名的,似乎是没有建筑师的那种普通建筑,我经常被这样的东西所打动,那里面浸透着人性,普通人的人性,我想象的继续要走的道路,是走回普通的民众去,做出那种不露痕迹的、散发着人性的建筑。”

  后来,他把这条道路定义为“重返自然之道”:“和现在流行的不同、和西方现代建筑不同。”

  “我走另一条路。”他说。

  瓦爿墙里有宁波

  2003年,王澍赢得了宁波博物馆的国际竞标。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在报道王澍获得普立兹克建筑奖的新闻中,配发的图片就是宁波博物馆。

  十多年前,他到过宁波,这个美丽的海港城市里有一片地方聚集着30多个传统村落,可当他要设计博物馆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拆除了。

  “这里变成了一片几乎没有回忆的城市。”王澍想要建造一个有自我生命的小城市,重新唤醒这个城市的记忆。

  被拆掉的30多个传统村落里,王澍找回了600多万块废砖瓦片。这些超过80种不同尺寸、来自不同年代的旧瓦片,将成为建造博物馆的原材料。

  那些瓦片、砖块来自唐宋明清不同朝代,王澍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了这份诗情画意。

  甲方一位负责人对他咆哮:“这么现代化的‘小曼哈顿新中心’,你用这么旧的材料来做一个博物馆,你什么意思?”

  “我们有一个约定要做一件新东西,是不是?”王澍反问。对方说:“是的。”

  “新东西意味着评价标准还没形成,那谁了解和把握这个标准,是不是我?既然是我,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说完“是”,对方摔门而去。

  “它需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王澍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博物馆最后的实现,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博物馆主体施工完毕后,工人们开始拆脚手架,可拆了三天后,露出来一个角,工人们不敢拆了,“这是什么怪物?”甲方也喊停,怕宁波市民接受不了这个奇怪的建筑。

  “天一大讲堂”请王澍去讲课,台下坐着几百名宁波本地听众。讲完之后,这几百人都成了王澍的粉丝。于是,继续拆脚手架。

  王澍告诉台下几百名宁波人的是,博物院采用的是宁波民间传统建造工艺里濒临失传的“瓦爿墙”技艺。台下所有人都明白:瓦爿墙里有古老、富有韵味的宁波。

  博物馆落成开放后,从开馆首日起,连续三个月,每天参观人数都突破一万人,原本限额是每天3000人。

  一个老太太来这里参观了四次,王澍问她为什么,老太太说:“展览我看不懂,我就是来看建筑的。我原来的家没有了,但我在你做的房子上,到处都能发现我原来家里的痕迹。”

  民间也有批评的声音。“不好看,”当地一位漫画家直截了当地说,“像我这样的普通百姓当然只会评价‘好看’或‘不好看’,直观感觉就是不好看,内部空间也有很大的浪费,外墙贴满碎砖瓦也显得凌乱。不能说用了碎砖瓦做原料的建筑,就是回归传统了。”

  不过,这位漫画家从王澍另外一个作品里,找到了属于这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宁波美术馆。从2001年开始,王澍花了四年时间,利用废弃的宁波轮船码头,在保留原来建筑的基础上,改建成了宁波美术馆。在2000年之前,上海和宁波之间的交通基本靠海轮,绝大部分宁波人都有在码头坐船的共同经历。

  “见到它,我能够想到属于海的宁波,属于宁波的海。”这位漫画家说。

  谁是破烂

  真正的挑战在2007年到来,杭州市政府找上门来,希望王澍主持中山路南宋御街的历史街区综合保护与更新。

  当时的御街,已经非常破败。这条据说南宋皇帝走过的6公里长街,已经很长时间不维护了,商店很少,就剩下一些卖便宜货的,墙上的灰一块儿一块儿的,街上的人稀稀拉拉,晚上只有几个像鬼火一样的路灯。

  这条承载了很多杭州人回忆的老街,成为了杭州老百姓的一块心病。

  从2001年开始,各方就已经围绕着怎么改造这条街道展开了讨论和探索,但一直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

  最初,王澍并不想接下这个项目,“触及的利益太复杂。”

  面对找上门来的政府,王澍提了六个条件:第一,要想做好,至少三年,设计之前,必须有至少半年的时间做深入调研;第二,坚决不做强制拆迁,保持足够数量的原住民,要保持生活的魅力;第三,不做假古董;第四,不做街面的一层皮,要做有纵深的街区;第五,用新的小建筑系统将街道缩减到原来12米的宽度;最后一条,只做1公里的示范。

  王澍了解政府的心情:“我知道你们很急,希望我们马上就做设计。可能7月份开始做设计,年底就动工,这是中国的政府项目一贯的作风。”

  本以为这六条苛刻的条件提出来,对方就知难而退了,可出乎他的预料,政府竟然全部答应了。

  带着美术学院的两百多名师生,经过半年的调研,王澍拿出了方案:完全停止拆迁,在不动迁任何一户居民的前提下,原地改造所有老旧建筑,包括历史悠久的木构民居、民国建筑和近50年的砖混民居,原住民也是维系本地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王澍眼里,历史街区的保护是要有延续性的。他认为,历史或者传统,是指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连续发生的所有东西,不是说明朝是历史,清朝就不是,或者清朝是历史,民国就不是。“我们面对的是城市,而不是一个建筑,是需要从城市的角度进行梳理。中国现在很多打着‘保护’的名义做的设计,形同于破坏,就是‘保护性破坏’。”他说。

  针对王澍提出的保护老房子,一个处长直接问他:这个东西怎么做?在我眼里,它就是一堆破烂!

  “在他的整个意识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就像磁带被洗掉一样,他的脑子是被洗过的,完全是没有感情的。”对于持“破烂论”的人,王澍只能这样理解。

  有一次市政府开会,王澍用非常激烈的口气,对市委书记说,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说这条街是一条破烂儿,过去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就是整个一堆的大破烂,恰恰这条街看上去破,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远远的一种影子,我们能看到有可能使得我们恢复对城市的美好感觉。

  “这条街,并不只是说有一条老街要保护,这是杭州城市复兴的开端。”末了,王澍撂下这一句话。

  市委书记接受了王澍的说法。

  从2007年到2009年,王澍带着团队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中山路御街的改造。

  开街前一天,王澍对市委书记说:“你和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明天我们来看结果。”

  第二天开街,国庆节一个礼拜,1公里的一条街有超过100万的市民来参观,国内各大媒体不请自来全部做了正面报道。现在,南宋御街已经成为杭州城市文化的标签。

  可在王澍眼中,南宋御街只是个孤独的个案。“我们的政府太像一个公司,既希望至少达到收支平衡,又希望能快速完工,而不是以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为前提,而这恰好又是政府的职责。”

  带着美术学院两百多名师生,集合国内其他三四家美院的老师,怀着理想主义精神,用超常的劳动量来弥补时间上的紧迫,在王澍看来,南宋御街的改造方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

  与生活方式共生

  更难复制的是随着被拆掉的老建筑而消失的生活方式。

  杭州钱塘江边有一个普通住宅小区,叫做钱江时代。王澍给它起的名字是“垂直院宅”,它的特殊之处是,每四户共用一个小院子,下雨天,老人和小孩子可以有个地方玩一玩,还可以种上花花草草。

  “邻居坐在院里互相聊天,我希望用我的建筑把这个生活方式找回来。”王澍说。

  而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院子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我陪着你理想,一下五千万就不见了。”开发商对王澍说。

  现实并不能给王澍更多这样的舞台。这是迄今为止,王澍设计过的唯一的商业建筑。

  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才会感受到这个家的不同。一位09年买房入住的业主如此描绘居住感受:“我就感觉它的视线,任何角度看出去,都感觉心情很舒畅。”

  这让王澍感到欣慰。“我不是做完建筑就走人的建筑师,我创造了一个时空,就像一个舞台,等着角色走上来,他们开始在这里表演,就像人的生活开始发生。”

  王澍非常喜欢坐在院子里聊天的感觉。那种感觉,他称之为“恍若隔世”。这番情景类似于12年前的一个清晨。

  1996年2月的一个清晨,东方刚刚发白。在湘西一个名叫洞庭溪的村边,28岁的王澍停下脚步,打量着:沅江边上,几个当地农民在造一座临江的吊脚楼,山坡陡峭,约45°,青山翠谷中,刚刚搭起来的屋架“灵秀而坚定,细腻而澄明”。

  王澍对同行的瑞士朋友说:“我有一股冲动,在此留下,就做个木桩。”

  王澍没有留下,“不过,一种相似于工匠的无形观念,已在心中烙下。”他说。

  后来,在《设计的开始》一文中,王澍写道:“那座吊脚楼没有完工,永远不会完工。不经意的,它总是突兀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实习生叶宇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王澍,2012年获得全球建筑领域最高奖普利兹克奖。祝辰洲 摄

  对话王澍–建筑师不该失去自省的力量

  Q=《中国周刊》

  A =王澍

  功利心已经主宰了一切

  Q: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地标性建筑”和“标志性建筑”?

  A:我是反对所谓的“标志性建筑”的。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时代权力的宣誓,也是集中了商业力量的宣誓。它一方面用大的物质体积来做标识,另一方面掩盖了所在城市里大量历史建筑被拆毁的事实,更对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瓦解视而不见。我认为这类的标志性建筑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反标志性建筑师”。

  Q: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标志性建筑”在中国颇有市场。从建筑师的角度,抛却行政和政策压力,需要进行某种反思吗?

  A:这个时代,建筑师掌握了太大的权力,而他们在运用这些权力时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凭什么拥有这些权力。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设计和建筑,对人的生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你还不做自觉的反向的思考和批判。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建筑师就失去了他在这个时代应该有的自省的力量。这是非常危险的。

  Q:“危险”指的是什么?

  A:我们的城市,只能进行平庸的批量生产。更高,体量更大,更加夺人眼球,这就是所谓的地标建筑。有人做过统计,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拆毁了将近90%的传统建筑,外形雷同的高楼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上拔地而起。说的极端一些,我们的城市模样,正在被一群外国人重新塑造。

  Q: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应该负有某种责任?

  A:现中国复制了那么多“垃圾般的房地产”,都是建筑师干的,建筑师变成了房地产商和开发商的同谋,变成了这个时代这种趋势的同谋。

  大规模开发之后,建筑和街道只能看不能用,人性消失了,如自然一样生长起来的东西被挤压得没有余地。当你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原来非常有尊严地呆在老建筑上,忽然变成像垃圾一样被扔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建筑师,不能视而不见,否则就是无德。如果仅仅把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是很猥琐的。

  这个时代固然有问题,但建筑师不应把这些外在条件作为自己不能做很好设计的理由。外在的东西有时我们很难左右,但设计师首先可以做自我批判。这是我的立场。

  Q:为什么会这样?

  A:功利心,这个时代,功利心已经主宰了中国的一切。

  失落了真实的历史,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Q:在你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怎样一种建筑?

  A:这需要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失去了什么。中国曾经是在城市和乡村都遍布诗意的国家,经历一百年的巨变之后,这种诗意还存在么?

  我做过一个统计,本土建筑在传统文化城市中的比例已经不到10%。我们在过去二十几年,消灭了自己过往的建筑90%以上。城市保有的剩下的一点点传统建筑,只在5%-10%之间。这还是指历史文化传统城市,其他更不用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城市里头的传统和文化基本上完蛋了。

  在我看来,如果建筑能穿过百年、千年持续地存在,这就是挺让人感动的事情。

  Q:某种程度上,是要恢复和保留我们的传统吗?

  A:在我某天走过一个街的拐角时,如果我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堵墙看起来像是断壁残垣,但当它剥落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的东西非常有条理,黄土、抹灰、砖头这三种东西很有序地结合在一起。我不会想到这是一堵破墙坏掉了,可以重新去翻新它,这是一种时间的过程自然产生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讨论的传统,它和未来直接相关。保护传统的目的,是要保有我们的未来。我们在逐渐失去自己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的同时,还在抄袭世界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文化都不爱惜,又如何要求别人尊重你?

  Q:我们自己会迷失?

  A:如果我们失落了真实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Q:对此,你的主张是什么?

  A:我主张,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那个地方的文化根源,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当然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当时在杭州做象山校园,有人说里面怎么还有北方建筑的影子。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定型的讨论,每个地域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来形成其特殊的东西。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怎么样恢复中国曾经有过的伟大体系,从这个体系中可以看到整个文化的共通点,它分享着某种共通的理念和结构,但在每个地区又有着如此丰富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多样性的保持是中国文化里最宝贵的。

  Q:具体怎么做?

  A:我们传统的建筑一向都是善于回收利用,我们的传统理念中关于“可持续发展”是有一套特殊的办法的,用料不昂贵,表面上看上去容易朽坏,但采用“拆一块补一块修一块”的循环办法,使得很多建筑能维持五百年、一千年,甚至更久。

  现代的建造使得传统的体系被中断,传统的建筑拆后材料被扔掉,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我们需要用一种具体的方式使这些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而不是采取作秀的方式,用所谓传统元素或符号来假装传统文化还在。

  Q:你对此感到乐观吗?

  A: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语境下按照自己的文化脉络、逻辑来演变,而不是用西方的东西来进行粗暴的替换。这样的突围,不仅仅是建筑界所应做的突围,而是这个时期大家整体应有的思维。

  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和追回的可能,我就是一句话,我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就是我对中国城市现状的看法,我基本是绝望的。

  我们阻挡不了功利心摧毁我们的历史。建筑,只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吧。

  Q:你如何看待一些文化人和老百姓自发进行的保护传统的行为?

  A:我是持肯定态度的。我并不是精英建筑师,认为我们设计的东西更美,说那种东西是“乱七八糟”的,要对其进行清理。从这个方面来讲,我是自觉地站在这个文明状态下弱势群体一方的。

  生活不可以被简单化的

  Q:你有一个让人感觉有些怪的观点,你不做“建筑”,只做“房子”。怎么理解?

  A:对我而言,建筑的根本是自发建造的,是源自日常生活的。我认为建筑不是艺术殿堂里的高级艺术品,建筑活动是人类的一个生存行为。我的建筑试图将这种生存行为,同它所带来的真正存在的感觉联系起来,做“存在感的建筑”。我是“玩味生活复杂性的建筑师”。我从来不认为生活是可以被简单简化的。现代主义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试图以简化生活为前提。这对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了摧毁性的能量。

  Q:“房子”这个概念,给人的感觉,是和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A:对。中国正经历一个特殊时期,如此巨量的建筑建设,导致城市规划活动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在历史上都不多见的,而我们正好碰到了。这时建筑不止是建筑,它里面所带有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它是人的一个基本生存活动,是人的需要。

  Q:现代住宅设计来源于西方,你似乎对西方建筑理念并不那么认同。

  A:我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认同西方的建筑观念,然后回过头来批判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体现了很多很重要的想法,比如:它起源时并不是简单的艺术行为,是为了解决战后出现的居住问题,是从住宅开始的。因此它最初是一个社会运动,而非艺术运动。这种精神在后来的商业化过程中被逐渐丢失,变成了所谓的国际化风格,一些原初的理想在商业化过程中被消费。

  如果讨论西方建筑的话,我一直努力让那时的出发点得以回归。对中国的传统建筑、对我们的“房子”,我也持这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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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5/28.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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