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8日,山东省日照火车站,震后孤儿准备登上日照-成都的专列,返回四川。 (陈为峰/东方IC/图)

        地震后,二万人表态认领,到今天仅十二名孤儿被收养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留下630名孤儿。彼时有数万热心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收养意愿。但4年过去,仅有1%的孤儿被收养。

  618名孤儿,正和一起遭受了不幸的同伴,经历他们的独特青春。这个减法算式的答案,也许要等他们成年以后,才会获得。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范承刚 发自:成都

  630-12=618。20000-12=?

  “630”,是汶川地震罹难者遗孤的数字。这个数字在震后的三年间随着统计的深入和更新,一直在变化。2008年6月9日,四川省公布地震孤儿数量共1019名。但到2009年4月底,这一数字大幅减少到630人。

  “12”,是过去四年间,630名孩子中被成功收养的数字。这个数字由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汝鹏提供。其中两人被海外收养。

  “618”,是现在生活在福利院、养老院以及和亲属生活在一起的地震孤儿的数字。

  “20000”是一个约数。是大地震后半个多月里,致电四川省民政厅“地震失散儿童收养咨询热线”,表达收养意愿的个人和家庭的数字。这个数字也一直在变化。地震后两个多月,这个数字变成了“数千”。四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零。

  “?”,就是这两组简单减法的答案所在。也是地震后国人慈善热情经历复杂嬗变的一个写照。当初的热心人士去哪了?618个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家庭”是一个禁止提及的词语

  封闭的空城北川仍凝固着四年前坍塌的瞬间,幸存的孩子们却在四年间悄然长大了。

  5月11日清晨,北川地震纪念碑前,19名穿着统一白色校服的孩子。这些10到17岁的孩子们一语不发,安静地烧香、鞠躬、哭泣,凉风吹动着他们胸前的白色纸花。一片瓦砾堆被葱葱郁郁的爬山虎覆盖了,几棵杉树也将黄绿色的枝条,伸进了损毁倾斜的危楼里。

  这些孩子们都来自北川,北川却不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如今在成都市双流县“安康家园”——全国规模最大的灾区孤困儿童集中安置基地。这里最多曾聚集了712个灾区孤困儿童,至今仍有575名孩子在此生活。

  2008年5月18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倡议,日照钢铁集团捐资建设的安康家园在山东日照市诞生。安康家园首任园长、天津师范大学教师齐建新至今记得,火车将七百名孩子送至日照时,有的孩子身上满是疥疮,眼睛则是呆滞的,小的孩子哭着要妈妈,大的孩子整晚做噩梦,有的还患上了严重抑郁症并试图割腕自杀。一次停电,孩子们以为再次地震,尖叫着从楼里跑出来,穿着单衣站在风里瑟瑟发抖。

  2009年9月,孩子们和安康家园一道,迁回成都双流县。

  2012年5月11日是孩子们四年来第一次重返北川。安康家园园长胡源忠特意把这个日子提前了一天,希望避开人流,好让孩子们能安静祭奠亲人并面对往日记忆。“孩子们大了,得学着接受痛苦的过去,还有漫长的未来。”

  安康家园里,接近一半孩子是震后孤儿童,另一半孩子则是震前孤儿或单亲特困儿童。为了区别于孤儿院,安康家园聘请了百余位专职的生活老师——“安康妈妈”,每一名“妈妈”专门负责2至10名孩子的生活起居。

  安康家园实行封闭式教育,安康妈妈和孩子必须24小时呆在一起。早晨6点半起床、出操,白天上课,晚上9点熄灯,一切行动都以集体为单位。这个生活节奏将一直持续到读完高中。

  对于安康妈妈来说,“家庭”是一个禁止提及的词语——她们害怕自己的家庭生活影响孩子的心理,也从不将自己的孩子带到学校。

  “让我挑几个孩子走”

  疗伤,让生理上的以及心理上的伤口慢慢愈合,是安康家园工作的主题之一。

  做了17年代课老师的付小凤辞掉工作,来到安康家园照顾孩子。她发觉这些孩子敏感、多疑,处处竖起全身的刺来保护自己。刚开园时,会有很多人前来寻找自己失散的孩子,也陆续有数十个孩子被接走。剩余的孩子平日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望着大门口,期盼有熟悉的身影出现。

  付小凤觉得只有那时,孩子的眼睛才“闪着光”。几个月后,那些光慢慢隐退了。这群孩子最终都知道父母不会再回来。他们开始逐渐熟悉并试图接纳新的家。

  当时,一方面社会舆论都期待着这些孤儿融进大江南北那些充满爱心的家庭,另一方面,地震刚发生的那几个月里,很多社会爱心人士都想要领养孩子。2012年5月15日,绵阳市民政局救灾救济福利科科长杨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地震后,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心人打进电话,表示愿意收养地震孤儿。报名的人太多,无法登记,只能将话筒拿起来放在桌上,不再接听。虽然报名的人很多,但很多人听说只有病残儿童可以领养,很快就挂了电话。

  胡源忠跟南方周末记者提及过一个细节:一个浑身名牌、暴发户模样的中年女子甚至闯进了胡源忠的办公室,举着自己的存折、护照及金灿灿的名表在他眼前晃,“让我挑几个孩子带走”。

  “监护人和孩子都不愿意,他们更信任国家;很多领养者的‘挑选’,也会让剩余的孩子感觉再一次被遗弃。”胡源忠和同事们考虑很久,全部拒绝了。

  位于距绵阳城区70公里的梓潼县儿童福利院,在地震后最初的几年里,也上演过孤儿“被挑选”的戏码。这个福利院接收到灾区暂时孤儿41名,其中安县晓坝镇小学24名学生,后陆续被父母逐一认领;北川暂时孤儿17名,其中2名被自己的亲人接回,另有5名送去山东日照学习。2009年后确认孤儿身份的10名,年龄从4个月到16岁不等,基本上都带有自带疾病或先天性残疾,比如癫痫病、肌肉萎缩症、先天性心脏病等。

  其中,只有三个孩子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孩子或是太小,或是不能说话,也就丢失自己的本名。福利院只能根据孩子送来的地方给他们取名,从北川送来的就姓白,从安县送过来的就姓安。

  地震孤儿在此受到了悉心照顾。睡床上,为防止孩子半夜掉下来,床边钉了四根木条,担心孩子的皮肤被碰伤,又将木条改成了柔软的纱布条。

  院长张萍说,这些孩子身体不好,院里专门请营养专家设计了菜谱。地震后,政府对儿童福利院加大了投入,还拨出资金加固了房子。社会各界对孩子们也非常关心,不断有志愿者带着玩具来探望。

  起初,张萍曾对收养者还有期待。但她最烦恼的是,陆续有人前来打听,想要收养一个孤儿,但看见剩下的孩子都带有残疾或先天性疾病,都失望地摇摇头,说句抱歉就走了。

  后来,福利院不胜其扰,决定凡是想要领养的人都不能再见这些孩子,“避免给孩子二次受害”。

  如今,院里10名孤儿只有2人被收养。6岁的马小琴,经过手术后,先天性心脏病大为好转,在2012年5月初被美国的一户家庭收养。保育员罗辉莉说:“那个美国家庭人很好,很富裕,也不介意马小琴有病。”

  4岁半的安涛,也在2012年5月被荷兰的一户人家收养。

  谈到其余的无人收养的孤儿,胡源忠坦言,他已经不抱期待,他们更愿意将安康家园建成一个大家庭,“要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孩子”。

  上法庭抢孤儿

  潜在的收养者从最初的两万多变为数千,再到实际成功的10个(减去国外的两例),背后的原因并不只是收养者爱心的退潮以及收养时因粗鲁遭到拒绝。

  亲情、利益始终纠缠在孤儿的收养和认领过程,难以分辨。

  2008年6月,民政部与四川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汶川大地震四川省“三孤”人员救助安置的意见》,成为针对性的收养准则,亲属优先被重点提及,孤儿首先满足有监护能力亲属监护抚养的意愿;亲属有监护意愿,但生活困难、抚养能力不足的,应当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确保孤儿尽可能在熟悉的家庭环境成长。

  收养法还规定,收养还必须征求10周岁以上被收养人的意愿。事实上,大多数年满10周岁的孤儿也不愿意接受一对全新的父母。绵阳市一个11岁男孩目前在对口支援省山东复课,他拒绝了数个家庭的好意。绵竹一名10岁女孩则坚决不愿离开唯一在世的奶奶,尽管连老人也希望孙女“找个好归宿”。

  一位重灾区民政官员曾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当地地震孤儿的助养金平均一年为八九千元,在农村,这顶得上全家四口人一年的土地收入。这是绝大多数孤儿亲属不愿送养的重要原因,甚至为争夺孤儿收养权,2008年8月28日,成都一个孤儿的亲属还闹上了法庭。

  2009年7日,四川省民政厅厅长黄明全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新闻发布会上说,之所以这些孤儿被收养得少,一是多数孤儿有自己的亲人,孩子不愿离开亲人,亲人也希望能监护孩子。二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孤儿的关心和关爱,也可以让孤儿在自己的故乡生活得很好。

  2008年9月,北川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李成龙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北川有两百多名孤儿,99%的亲属不愿放弃抚养权,工作人员到基层登记情况时,发现一些孤儿家里只剩年逾七旬的爷爷奶奶,生活困难,他们试图建议送养,无不被一口回绝。

  张和源,10岁,四川省北川县陈家坝乡人,癫痫症患者。父母还健在时,勉强能挣点钱维持他的治疗。地震后,小和源成了孤儿,病情也开始加重,每年治病都要花费数万。

  张和源和15岁的姐姐张潇由年过60的爷爷奶奶领回了家,靠着种地养活四口人。

  也曾有人想要收养张和源,但他的癫痫症让好心人都望而却步。爷爷张明谊不愿意将孙子交给外人,“自家孩子,再苦再累也要养活他。”

  “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

  生活在安康家园以及儿童福利院里的孩子,注定要在这个集体家庭成长并度过自己的青春期了。

  占地六千多平方米的安康家园,最终成了数百名孩子的精神家园及避风港湾。直至高中毕业,他们都将居住在此。孩子们将其称为家而非宿舍,将放学称为回家。每一间屋子的大门上,都用彩色纸条写着孩子们给自己家的命名:欢乐谷、聚乐园、仕雅居、囡梦蜀小筑……

  做了18年特警的胡源忠,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植入了学校:孩子们被要求统一作息、统一着装,每月能领60元零花钱,收到的礼物必须先行上交。为了保障安全,无论是小学生还是高中生,均不能单独外出,必须在安康妈妈的陪同下才能离开,时间也限定在两小时以内。

  付小凤很高兴孩子们学会了对自己发脾气,一些年幼的孩子学会叫妈妈,年长的孩子则开玩笑地称她“胖妈”。闲暇时,孩子们靠在她肩旁扯白头发,或是猛地将她的头发弄乱,躲在一旁哈哈大笑。

  每年过年,胡源忠的办公桌上,总会摆满孩子从老家捧回来的花椒、核桃。

  2010年6月,经过5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得出结论:在“安康家园”生活的孩子心理障碍总检出率明显低于一年前的水平。如今,偶尔也有探望的爱心人士提出收养的请求,胡源忠总是摆摆手笑着说:“孩子有很多妈妈,在这里过得很好。”

  付小凤心里仍有担忧——地震所留下来的“怕”,虽然不再是显著的存在,却作为一种生存症候在孩子的身体和内心中潜伏下来。

  付小凤自己的孩子犯错了,总会在旁边撒娇,而安康家园的孩子不会如此,他们总是站在原地,盯着地板,满心胆怯地等待惩罚;他们也学会了察言观色,捕捉大人的每一个反应并努力吸引大人们的注意。

  关于地震,几乎是安康家园里的禁忌话题。孩子心照不宣地对4年前的那一天闭口不提,妈妈们也从不主动询问孩子在地震时的经历。只是偶尔,地震的一些记忆会在平静的生活中突然涌现,刺痛孩子们未脱稚气的心。

  付小凤也很少看到孩子哭。仅有的一次,是在2011年9月。有个孩子告诉她:“阿姨,张岚说她的爸爸妈妈找到了。”

  付小凤很惊讶,去问孩子。原来孩子的家乡退耕还林,推土机将她父母的遗骸翻了出来。9岁的张岚哭花了脸:“阿姨,我找的是他们的骨头,我们把爸爸妈妈的骨头捡起来,还给他们办了葬礼,我和姐姐头上还包了白帕子。”

  孩子边说边哭。付小凤不知怎么安慰她,只在一旁红了眼眶。

  2011年12月,安康妈妈苑爱英负责照顾的一个孩子——17岁的男孩张琳突然从安康家园离开,杳无音讯。直到2012年3月8日,她才收到了孩子的节日祝福。张琳告诉她,自己在成都新成立的富士康打工去了,每个月能赚三千块钱。

  他告诉苑妈妈:“我长大了,在安康家园呆不惯。”

  让安康妈妈陈安新最担忧的,是一个叫王军的孩子。他在地震中没了母亲,贫困的父亲将他送入了安康家园。一年前,父亲再娶。儿子感到愤怒与失落——他忘不了母亲,也害怕被抛弃。

  这个14岁的孩子最终选择了不告而别,在街头流浪了一个星期。

  胡源忠正计划请老师来,教孩子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继承法。这源于2008年的一场风波,当时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地震中遇难,母亲也在两个月后的车祸中去世。绵阳宾馆里,住满了父母双方的亲戚——双方为争夺孩子的监护权以及其父母留下的遗产,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起手来。

  这正是安康家园的老师最操心的问题:有一天这些孩子总会离开家园,他们又是否重回陷入贫困或是无人知晓的境地?

  每年春节,付小凤都会打电话通知家属,将孩子领回家过年。今年,9岁的郭斌的家里迟迟无人接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传来了孩子奶奶的声音。孩子奶奶告诉付小凤,自己在床上已躺了两个多月,现在已无法进食了。

  话筒那边传来老人虚弱的声音:“付老师,如果我不在了,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

  (文中未成年人均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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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5/21.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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