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媒体时代,如何认知谣言与真相的关系,值得思考。

  儒家很早就注意到言论传播的力量,《论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儒家一直强调言行之仁,希望君子通过个人修身,达到言论的真实。不过,古代谣言还有一种形式,被称为谶言或谶语,这类谶语多为隐语,人们认为可“预决凶吉”。包括《易经》的卜筮之语,吉凶也在于如何解释,人们并不认为这类隐语就是谣言。

  翻开史书,历朝历代这类谶言特别多,多通过儿童之口传唱。比如秦始皇时,有仙书和童谣均传“亡秦者胡也”,始皇于是发兵30万抵御胡人匈奴,并修长城。哪知最终秦王朝并未亡于胡人,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中,一语成谶。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如秦末的“大楚兴,陈胜王”、西汉末年的“代汉者当涂高”、董卓专权时的“千里草,何青春,十日卜,不得生”、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秦始皇颁有最严酷的对谣言的禁令,“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但即便如此,短短的秦朝仍是各类谣言传播最多的时代。

  不过,在西方传播学中,并不把谣言看得那么可怕。有美国学者认为,谣言不过是民众在讨论过程中创作的即兴新闻,传播的往往是对事件未经证实的描述或解释。它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些模糊而关键的社会情境中的正常社会反映。它往往携带着民众的集体智慧,目的只是为事件寻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真相。谣言源起于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未知,如权威机构没有公布事件的真实信息,或公布的信息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所以换一个角度看,谣言也是一种新闻或传播方式,它表达了民众对未知真相的一种猜测或推理,这种方式可以化解民众对信息不明的焦虑和恐慌。

  谣言与真相有一定的辩证关系。谣言的盛行,往往表明真相的匮缺、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或人们探知真相的成本过高。在一个急剧变化和言论不畅的社会中,谣言更容易得到广泛流传。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催生社会与政治暴力,比如将某类人群贴上相应的标签进行道德审判,或推动法律用更严厉的措施处理犯罪者。有研究者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和谣言有着血缘关系,而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谣言激发的兵变。这种看法显然有偏颇之处,其实谣言不过是社会局势失控的表象,而非原因。但这也表明,在社会稳定和暴发激烈社会抗争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谣言。所以有西方学者,把谣言看作社会抗争的一种方式。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通常会借助未经证实的谣言,为自身获得一种有利的舆论支持,表达抗争诉求。2011年大连民众反对PX项目的散步,便可看作是未经证实的谣言,推动民众表达他们的集体诉求。

  应当说,对重大的公共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反而有遏制谣言传播和扩散的可能。因为这类自媒体,使得每一个身处现场的民众,都有可能成为事件的直接报道者,即便有人散布了虚假信息,也会很快被来自现场的一手信息纠正。多元性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存在,真正让人恐怖的是对一个事件只允许有一种判断一个看法。只要对真相保持足够的敬畏,对谣言保持必要的警惕,对来自他人的质疑有着不断的反思,就可能在微博的多元环境中修炼成一个成熟的公民。

  只有把谣言看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现象,构建合适的信息公开机制、充分的民意表达机制、公正的司法机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机制,才能真正减少谣言的数量。谣言的层出不穷,表明社会缺乏可靠而安全的信息出口。但从某种程度上,它也缓解了民众的焦虑与恐慌,使之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渠道。

  政府和媒体也能从微博中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感受到社会真实的脉搏。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积累起来。谣言有时也是人们接近真相的一种手段,只有理性地对待谣言,才可能揭示更多的真相,谣言的土壤才会越来越贫瘠。

  (作者系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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