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过长江,再往东北行四十公里,便进入一片丘陵地带。许多小山峁星罗棋布,形态各异,且互不相连。虽说这些小山峁大都只有几十米高,但多情的人们都给它们取了丰富多彩的名字,如桂子山、白云山、观音山、金牛山、老虎山、尖山、黄山、燕山、冶山等等,其中冶山最高,登上山顶,确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据说秋高气爽时,登上冶山顶可以遥看到长江,她似一条白色纱巾在天际飘动,时隐时现。相传朱元璋得天下后,为了新王朝首都的安全,曾约定选个四周有100座山头的地方为都,当他坐在冶山顶上时只数到99座山头,于是改定南京为都。后来才发现,朱元璋在数山头时,不巧遗忘了屁股底下的冶山,当地百姓为此扼腕叹息了好几个世纪。俗话说“无宝不成山”,起初,人们从山肚里开采的只是石块、黄沙等建筑材料,其后又接连发现铁矿、大理石、矿泉水甚至蓝宝石,著名的雨花石其实并不产自雨花台,而出自这儿的沙矿里。这儿还是著名民歌《茉莉花》的故乡。这些小山峁中最著名的当数桂子山,1943年,新四军第2师5旅13团为争夺它,与日寇进行了一场血战。为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全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放后,政府在它的西坡上修建了一座相当大的陵园。与其它小山峁不同的是,桂子山始终是光秃秃的,仿佛是当年的战火灼伤了它,显得非常凄凉。直到40年后,桂子山东坡采石场来了一位有心人,他以自己的慧眼惊奇地发现,那石壁竟是由无数根直立的六棱形石柱组成的,判定那是几千万年前火山喷发留下的遗迹。世界罕见的石柱林从此为世人所知。

  1960年那个不幸的春天,我就出生在离桂子山石柱林东北方仅几百米的一所小学校里,父亲是这所乡村小学的教师。那一天,当母亲感觉到异样时,父亲就去村里找接生婆,他刚走出去两块田远,我已匆忙地来到人间。我出生前后那几天里,遭遇连续多日狂风暴雨的洗礼,破旧的茅草屋终于抵挡不住其淫威,被暴风雨掀开了顶。母亲迫不得已,只好抱着我藏在床底下,暂避风雨。似乎是我命该如此,在刚临人世就遭到如此严厉的摧残。为了纪念这场劫难,父亲曾给我取名“雨生”。我出生后的几十天内,家里遭到一连串的不幸:我的祖父、祖母和外祖父相继去世。由于他们去世时均已超过65岁,家人似乎并不认为与当时的大饥荒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母亲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总调侃地说我的命太硬:“小脚一落地就踩死了3个老人”。我对三位祖辈自然没有任何直观印象,只记得家里曾经挂过祖父的一幅遗像:脸上耷拉着松弛的皮,眼睛很大,射出阴森的光。母亲说幼年的我最惧怕的就是这幅遗像,她甚至一度把这当作“大老虎”来吓唬我。我家祖籍是浙江余姚,明朝初年才移民到此地。相传我的祖先原是屠户,久而久之,职业演变成了姓氏。不知从哪一代祖宗开始改了行,以传道授业为生。老一辈的说,我们家祖祖辈辈至少已当了七八代教书先生,这还没算上我的父亲和我。上个世纪末,我们一家出了4名秀才,一度成为全县知名的书香门第。那是我们家族的鼎盛时期,不仅拥有4栋由青砖砌成的住房,还有200亩熟地,是名副其实的地主。我成年以后,一位年逾古稀且陷于贫困的本家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当年县太爷来到家乡所在的小集镇时,见到我们的祖宗也要下轿行礼。还说有个灾年,县太爷仍旧来征收岁赋,被我们的一位祖宗打了一耳光,又训斥一通,最后落荒而逃。照此说来,我们的祖宗竟是为民请命的英雄呢。其实,关于几位秀才是否真有那样的社会责任感,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们均沉湎于醉生梦死的生活,为了吸食鸦片,竟卖完了田地、家产,弄得穷愁潦倒。我的祖父也当过几十年私塾先生,晚年才转为公私合营商店的职员。到共产党搞土改时,我家被定为“城市贫民”,幸免成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这倒是印证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学说。

  母亲得到祖父母病危的消息后,就带上尚未满月的我步行10里路,回到小集镇上的家中,伺候老人。此时的故宅只剩下4间厢房,总面积约50平方米,它地处街尾,地势低凹,又不临街。这栋百年老屋的外墙由青砖砌成,离地一尺高的墙脚已长满青苔;屋内的木梁早已被熏得漆黑,很像棺材的颜色,这是上个世纪几位大烟秀才留下的遗迹。当时,顶西头那间屋还铺着一层木地板,以隔绝地面的潮湿。两位老人去世后,父母无钱为他们购置棺材,就拆掉地板钉成简易棺材,先后为他们下了葬。大自然给我故乡的馈赠可算是最丰厚的了,然而故乡的百姓始终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直到几十年以后,每当我从远方回到这块故土,面对山清水秀的天然美景时,总会不由地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诗:“绿水青山枉自多”。

  我最初的记忆大都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有关,大人们不经意的言谈零零碎碎印入了我的脑海,谁知竟难以忘怀。自我出生以后,家乡的人们为了活命,只好以榆树叶、刺槐花及各种野菜充饥,很多人因此得上了浮肿病和肠胃病。然而就连这些食物也并不能得到保证,随着季节的转换,那些饿极的人面对枯枝败柳、一片肃杀的场景,只好扒树皮、挖草根来填充那贪婪的肠胃,有的甚至为贪求一饱,吞噬观音土而毙命。其实,自“大跃进”以后,人们就已经开始挨饿了。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两人一见面,一个问:“老兄,你的脸怎么这么黄阿?”另一个答:“吃食堂的”;后者反问:“老弟,你怎么这么瘦阿?”另一个答:“食堂扣的”。寥寥数语,足以表明老百姓对“共产风”的看法。年长的邻居们互相交流着有关大饥荒的见闻:有的说某人买了一块小饼给孩子吃,不知从那儿冲过来一名饿汉,一把夺过小饼、立刻吞进肚里;有的说看见一辆卡车轧死了一只母鸡,立刻就有几人扑过去,撕开鸡肚子,将葡萄状的小鸡蛋生吃了;有的说看见一队犯人被押着从公路走过,走几十步就倒下一个;有的说饿极了的老鼠把谁家孩子的鼻子咬去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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