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风

  与企业签订了不得从事第二职业的合同后,80后长沙妹子储意元见爷爷病重急需用钱,还是找了份夜间工作以减轻爷爷治疗负担。年底,爷爷去世,公司以“违约”为由将其开除。储对此决定不满,之后向浏阳市法院起诉了公司。目前法院一审尚未出判决结果。(6月21日《红网》)

  企业与雇员自愿签订的劳动合约,只要符合《劳动合同法》,就具备了双方必须遵守的法律义务,这是基本的契约精神。80后长沙妹子储意元与浏阳的湖南斯奇制药有限公司签订了“不得从事第二职业”的合同,期间,员工储意元因爷爷患“绝症”急需筹钱而兼职,斯奇公司因此作出了与她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对此,于法几乎不存争议。但储意元认为“我不偷不抢,亲人急需要用钱,尽孝道,难道错了?”这就让这起劳资纠纷,脱离了常见的在执行相关合同条款上的争议,成了“情与法”的冲撞。

  鉴此,这起劳资纠纷交由法院判决,在笔者看来并非上策。因为,用法律来衡量这起诉讼,对错是不难区分的。而储意元觉得法律会给自己带来帮助,还是寄希望于“情理”的一面。但往往是这样的民事诉讼,有时却反而会比刑事案件少了许多“酌情”的法律细节。其中需要的是通过庭外调节获得的谅解和让步。而这一切,不是法官可以用“自由裁量权”来一锤定音的。相反,只要斯奇公司和储意元的合约不违反《劳动合同法》,当事法院完全可以判定储意元败诉。

  这就形成了“情与法”上的纠结。说实话储意元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因为她违反公司合约的原因,并不在错误的大小,而是类似于“忠孝不能两全”的无奈。尽管储意元“尽孝道,难道错了”的理由有点牵强,但她的“爸爸和叔叔在开福区种地,没什么钱,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医药费还是不够”是具体困难。这让储意元的违约显得情有可原。如果用一种社会公德来看待储意元的“尽孝道”,她的“私德”也是一个属于社会公德广义中的因子。假如连亲人间都不想设法弥补这种家庭不幸,人们怎么去要求普通社会成员间的互助?因此,储意元的行为在道德的层面是值得褒扬的。而当一种值得提倡和褒扬的行为,与某些规章制度发生矛盾时,哪怕制度本身无可指责,也至少存在商榷的余地。

  尽管也可以把企业的劳动合同视为铁的纪律,但又何尝不可与更强硬的刑律做一下对照呢?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自古以来刑律奉行的“杀人偿命”,法律也给了“人性化”的处理,也可在足额的赔偿下刀下留人。这就是情与法的最好解释。在此,容笔者做一个假设,如果储意元把这个家庭无法解决的困难求助于自己的公司解决,这样一个制度健全、管理到位的单位,该不该伸出援助之手?会不会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或假期上的照顾?我想应该会的。而现在储意元用兼职默默度过这个难关,虽然有违与本公司的合约,但“并没有耽误在斯奇公司的正常工作”,斯奇公司为何不能网开一面呢?有道是“法律无情人有情”,一纸劳动合同不应比刑律更铁面无私。

  当然,这不能作为对斯奇公司的硬性要求,还得基于一个“情”字。而在这个“情”字中,包含了人文关怀,也包含了对个人道德的扶植,以此延伸到对社会公德的培养。因此,希望斯奇公司在法理间做出平衡,如果能对储意元的违约“法”外开恩,不但不会影响本公司的劳动纪律,而且是对公司形象的一次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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