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华夏时报》,作者:雷志华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许,上海火车站,随着三声枪响,怀揣袁世凯“即日赴京,商决要政”急电的宋教仁倒在血泊中,两天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弥留之际的宋教仁,仍不忘致电袁世凯“以共和为重”。
  
  在4月13日宋教仁的追悼会上,孙中山送上了“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的挽联。历史留给后人的答案是,宋教仁的去世,成了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社会精英推动的宪政民主运动的挽歌。
  
  立宪派和革命派,是晚清政治版图中两大主要政治势力。辛亥革命之所以能以较小的代价,将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送进历史,离不开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天然带有民主内核,因为它体现的不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是立场上的唇枪舌剑。
  
  从某种程度上说,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互动的能量都来自于宪政,不管是被形势所迫,还是刻意追求。因为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最终的目标都是结束君主专制,还权与民,不同的只是实现手段。
  
  但宋教仁的遇刺身亡,给民国建立后的政争注入了血腥基因。从此后袁世凯挣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束扩张总统权力,最终撇开国会称帝,到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武装讨袁,都表明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抛弃了辛亥革命过程中“谈”的原则,将围绕宪政的政争从议会转移到了战场。
  
  革命阵营的宪政信徒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阵营,其政治光谱可以说是色彩斑斓,有屡败屡战、信仰坚定的革命者,也有不眷念权势、功成身退的侠义之士,当然也有立场飘忽不定、以革命之名谋个人私利的投机者。但如宋教仁这样既站在缔造共和第一线,又具备民主宪政才能的实践者并不多。
  
  1904年2月,立志“实行革命,推翻专制皇帝,建立一个民众作主之新国家”的宋教仁,与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成立反清组织华兴会,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宋教仁参与策划在湖南举行起义,后因计划泄露遭清廷通缉,被迫流亡日本。滞留日本的6年的时间里,宋教仁除了创办刊物、宣传革命外,把大量精力放在研究西方民主宪政理论上。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是革命阵营中关注政权建设的先行者。
  
  宋教仁通过研究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宪政历史后认为,革命成功以后,革命者也有可能推行专制独裁,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后,要立即着手宪政建设,推行民主。在当时清廷亦步亦趋推行新政,立宪派与革命派激烈论战的背景下,中国政治精英阶层,尤其是革命阵营,还没有人显示出像宋教仁这样的政治远见。
  
  宋教仁的政治远见决不停留在坐而论道上。在他1910年从日本回国时,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正处于大革命爆发前夜。一年后,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成立湖北军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宋教仁在得知消息后,与黄兴等革命党人赶赴武昌,他也开始扮演民国宪政设计师的角色。武昌起义后一个月,由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诞生,该法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带有民主共和性质的法律文件,体现了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原则,成为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
  
  “南北议和”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宋教仁也跟着历史的节拍稳步推进自己的宪政设想。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成立后,宋教仁被孙中山任命为法制院院长,他不但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主持拟定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为民国宪政勾勒出大致框架,被赞为“中国的杰斐逊”。
  
  对于中华民国的政治蓝图,宋教仁有着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在宋教仁看来,这种制度设计能有效遏制专制独裁,正如他所说:“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
  
  1912年2月,根据“南北议和”达成的协议,孙中山将中华民国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为了能使初创的民国宪政制度走上正轨,同盟会领导层开始整合革命势力。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以及共和宪进会等五个革命团体合并,组建前期的国民党。这次政党改组的实际推动者,正是宋教仁。这也是他宪政设想中不可或缺的另一环,即政党政治。这次改组,为国民党在1912年底1913年初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国宪政这艘刚刚起航的巨轮,似乎在朝着宋教仁设定的航线航行。
  
  民国宪政道路的迷失
  
  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让宋教仁登上了早期民国政坛的巅峰。虽然他当时只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但理事长孙中山根据与袁世凯达成的协议,淡出政务、转向实业,不负责具体党务。宋教仁才是国民党的真正核心领导,所以才会有国会选举后总统袁世凯邀他北上组阁。袁世凯的急电,成了这位民国初期杰出政治家的催命符。
  
  宋教仁遇刺身亡给民国宪政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在于国民党失去了治世能臣,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它对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本来就脆弱的信任关系造成沉重打击,双方的政争开始由议会体制走向武装对抗。
  
  国民党方面在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总统第二天即颁布《临时约法》,意图以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牵制袁世凯。作为手握重兵的政治强人,袁世凯当然不会坐视自己被国会架空,不会甘当“虚君”。所以,他就任总统不久后即向国会提出“修法”,要求扩大总统职权。袁世凯的政治动作,验证了某些国民党人士认为其走向专制独裁的政治预判。
  
  袁世凯上台后的总统与国会的纷争,本质上说是在国家权力架构初定的背景下,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之争。不过,虽然这些纷争没有脱离宪政轨道,但各派势力显然已经少了“南北议和”期间妥协和退让的政治勇气,对权力的争夺盖过了对宪政精神的坚持。宋教仁遇刺,则成为主要政治势力抛弃妥协转为对抗的催化剂。
  
  对于如何回应宋教仁遭谋杀案,国民党内部存在法律解决和武力解决之争,但孙中山最终选择了“武力讨袁”。1913年7月,孙中山借助原江西都督李烈钧的势力发动“二次革命”。无论此后袁世凯在专制独裁道路上走了多远,但从政治道义上说,首先迈出放弃宪政框架步伐的并不是他,而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
  
  “二次革命”无异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摊牌,议会政治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取缔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资格,彻底将其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直至1916年称帝,这段时间民国的政治发展完全背离了宪政。虽然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曾出现过如段祺瑞“再造共和”等宪政尝试,但民国的宪政列车一路跌跌撞撞,始终无法重回正常轨道。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也没有再回到议会政治,无论是“护国”战争还是“护法”战争,实际上采取的都是当初同盟会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的手法。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以图“再举革命”。在政党发展方向上,这无疑与宋教仁当初将国民党打造成现代政党的努力存在明显区别。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让孙中山看到了以一党之力武装夺取政权的希望,这促使他的政治理念开始转向“以俄为师”。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在1923年1月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三阶段构想,即军政、训政、,推行“以党治国”。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这次转身,给后来的中国历史,尤其是政治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songjiaoren/detail_2012_06/13/1526745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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