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内部的矛盾
  
    1911年12月30日,已经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主持通过《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
  
    “意见书”其中的一段话开宗明义,“本会以异族僭乱,天地黪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囊者朱明之绪无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是汉家天下,政由己出,张弛自易”这一段话,张扬的是以中国本土的明太祖朱元璋、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为先驱楷模的天下为公、改朝换代、光复汉族、一统江山的民族主义种族革命。
  
    接下来的“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者”;所高悬的是中西合璧的“欲造神圣庄严之国,必有优美高尚之民”的人间天堂。要想实现这种人间天堂,就必须在总理孙中山英明领导下,“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
  
    但直接妨碍孙中山这种革命事业的,不是大清王朝“虏巢尚在”的异族“鞑虏”及其“元凶”,而是革命党阵营尤其是同盟会内部“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复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
  
    这里所谓的“贪夫败类”、“汉奸满奴”、“偏怯者流”,指的是率先提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以及附和响应章太炎相关言论的同盟会人士。孙中山一派人之所以如此严厉激烈地谴责排斥章太炎等人,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妨碍孙中山执掌政权的绊脚石。
  
    章太炎对宋教仁的推崇
  
    在此之前的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上海《民国报》旬刊第二号刊登《宣言》九则,其中的第四则在推崇宋教仁的同时,变相否定了孙中山在同盟会以及整个革命党阵营内部的最高领导权:“如仆所观,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粲然,卒为功首,犹复劳心综核,受善若虚,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
  
    这里的“子房”,指的是帮助刘邦成就霸业的张良。“文终”,指的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却被勾践杀戮的文种。“房、杜”,指的是帮助唐太宗李世民成就霸业的房玄龄、杜如晦。“江左夷吾”,指的是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谓“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意思是此前在日本东京期间,章太炎已经以管仲式的辅国救民之才称许宋教仁。
  
    《宣言》第九则进一步谈论了临时政府内阁成员的具体人选:“鄙人本非在位,今以一人之见,品藻时贤: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特论也。”
  
    与上述文字相印证,宋教仁遇害之后,他的湖南同乡、同盟会内部年龄最长的骨干成员谭人凤,在刊登于1913年4月2日上海《民立报》的《哀宋教仁辞》中,公开承认自己在日本东京专门请阴阳先生给宋教仁算过“三十年太平宰辅”好命相:“犹忆昔在东京,与阴阳家谈星命,曾以三十年太平宰辅许君,方谓造物生才,既生之必相之,当不至于死也。孰知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
  
    自从1907年2月28日黄兴与孙中山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在同盟会内部一度代理庶务的宋教仁,一直对于所谓“做事近于专制跋扈”的孙中山保持着高度警惕。辛亥革命爆发后,宋教仁在由他执笔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和《江苏军政府临时约法》中,明确选择了主要用于架空虚置最高权力的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一派对于宋教仁、章太炎、谭人凤等人,也一直采取否定排斥态度。
  
    1913年3月,自称崇拜宋教仁的《民立报》同事徐血儿(天复),在为遭受暗杀的宋教仁所写的《宋先生教仁传略》中回忆说:“冬月初,孙中山先生回国,先生偕张继回沪,主张举孙先生为总统。初八日,同盟会诸巨子,会于中山行辕,议决举中山为总统,黄克强为内阁总理。克强不允。中山、汉民主张不设总理。先生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起而力争。中山认可,派张继与先生磋商,以克强不允任总理,拟请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吕天民至克强处力劝,克强始允。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同赴南京,预备组织政府。先生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不设总理,乃提出修正案,代表有不知在沪所决议者,起而反对,致未通过,并加入国务员同意权一条。先生主张,终受此挫折,不能实行。后孙总统提出先生为内务总长,亦以从前种种误会,致未通过。先生亦不以之介意也。”
  
    这里的冬月“初八日”,即公元1911年12月27日。国民党内部这种树碑立传的文字,自然存在着为死者讳、为尊者讳的溢美浮夸之辞。相对而言,时任宋教仁日文秘书的日本籍同盟会员北一辉的相关记录,要显得更加真实。
  
    据北一辉在1921年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介绍,他从上海到南京劝说宋教仁拥护孙中山,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12月27日,同盟会元老张继前来劝说,宋教仁才答应前往上海参加同盟会内部会议。会议结束后,与孙中山等人初步达成妥协的宋教仁,回到寓所向北一辉道歉说:“今天早晨在南京对您发脾气,非常失礼。孙先生实际上是个好人,我过去在东京那样攻击他,现在很后悔。黄君有很多人反对,不如由声望较高的孙先生出来更能纠合人心,对革命更为有利。孙先生担任大总统成为革命的中心人物,黎、黄二人分别在武昌和南京负责军事,我担任内务总长即国务卿掌握政制实权,集中力量促进全国统一。这样大家都能够各得其所。这是我和孙先生今晚商量好的。至于美法两国政制形式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讨论的时机。请您放心好了。”
  
    遭否决的第一份内阁名单
  
    事实上,年轻气盛的宋教仁对于自己军政实力的估计过于乐观。等他离开上海返回南京之后,同盟会内部的孙中山一派人,便利用公开发布《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的方式,采用“贪夫败类”、“汉奸满奴”、“偏怯者流”之类最为严厉的字眼,不点名地谴责排斥了包括他在内的相关人等。
  
    1912年1月3日,代行参议院职权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且投票否决由孙中山提交的第一份内阁名单。1月4日,上海《申报》在“要闻”栏刊登这份被否决的内阁名单,其中黄兴的职位是内阁总理兼陆军卿,宋教仁的职位是实际权限相当于内阁总理的内务卿。
  
    1912年9月1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连载的《答某君书》中介绍说:“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不意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某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对宋君,废去国务总理。”
  
    另据江苏代表、同盟会员袁希洛事后回忆,他与马君武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总统制,并且坚决抵制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其理由是认为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年纪轻、声望浅,而革命党内部的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等人,以及响应辛亥革命的程德全、张謇、汤寿潜等社会名人,不应该屈居宋教仁之下。
  
    作为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事后在自传中回忆说:“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
  
    这里的“钝初”即宋教仁。“克强”即黄兴。“赵、张”即立宪派领袖人物赵凤昌、张謇。“章炳麟”即章太炎。宋教仁为了坚持给自己量身定做的责任内阁制,将要付出的代价并不限于丢掉内务总长的职位,一年之后,他还将为此付出宝贵生命。
  
    宋教仁遇难之后,因为发动“二次革命”而逃亡日本东京的孙中山为了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于1914年6月15日致函南洋党人,强调“此次立党,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不计品流之纯粹……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这是孙中山对于一心想把他架空为“傀儡”的宋教仁等人,再一次否定排斥。(本文原刊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
  
    ,文史学者,著有《民国背影》等。
  
  来源: 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20608615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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