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索朗的死里逃生

是一位美国记者介绍我认识索朗(化名)的。他的英、汉语,都好得如同母语–藏语一样。他有着年轻人少有的踏实和沉稳。连那位美国记者也感慨:”索朗的前途无量啊!”但是,索朗告诉我,如果不是逃到达兰萨拉,很可能,他这一生就毁了。
“我是被父母逼来的。”那天,在索朗的办公室里,他就这样开始了对我讲述他逃亡印度的往事。
“小时候,我的父母总想让我明白,我是个藏人,我的举止要像个藏人。他们并不是抓着我的手告诉我,而是用行动。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都看到我妈妈在供佛,念经。虽然她是共产党机关里的干部。当时,学校一放假,比如周末,我的父母就带我转寺院,色拉寺呀,哲蚌寺呀,大昭寺呀……都是常去的。到了寺院,他们不让我老是磕头,而是要我站着看佛的脸,感到佛的灵气和加持。
“89年,镇压藏人抗议,我都看到了。那天,爸爸带着我和我妹正在转帕廓(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路)时,突然,前面乱了起来,我就想看个究竟,直往那个巷子里挤,就和爸爸跑散了。刚到冲赛康那边,我就看到十几辆装甲车开了过来,我那时不知道害怕,只是想起了一些关于战争的电影,我就看装甲车上有没有皮带,因为没有皮带,马路会被压坏的。
“后来,我家的院子里住了很多当兵的。我从学校到家里,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要经过五个检察站!但是,在学校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汉人,他家的原藉是长春。我们上学放学都和在一起。他家的饭很好吃,有时,我在家里只吃一点点,就去找他。他爸爸妈妈就说:’啊,快进来吃饭,进来。’他的爸爸是开中巴的,我们常坐他爸爸的车。”
“如果你留在西藏,工作也会不错吧?”我问。
“不行。 上了初中以后,我就开始反抗父母了,每当学校放假,他们要带我转寺院时,我就说:’我不去!’他们也拿我没办法。那时候,我到处玩,还逃学,打仗,我的身上尽是刀伤。后来,我还去舞厅、酒吧,和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有时,两三天也不回家。我妈妈很是着急,天天跟我说,让我来印度。所以,我说,我是被父母逼来的。”
“具体是怎么过来的呢?”我问。
“走来的。我们一共有65个人,走了四十多天。”
“这么多天?没让中国兵发现吗?”我惊奇了。
“在边界那边,我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那里不是很严,没有巡逻的。快到尼泊尔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那边的生意人,有的还牵着马,坐在那里听收音机,吃东西。我们也跟他们坐在那里。向导说:’翻过这座山就是尼泊尔了,你们就自由了!不过,这里很危险,我们得赶紧走。’就又往前走。那个山顶有很多经幡、麻尼堆。”
“你这时是什么心情?”我问。
“我转了三圈马尼堆,向西藏的方向祈祷了一下……”索朗微闭上眼睛,全完沉浸在了往事里。
“到了尼泊尔以后,被抢劫没有?一般的藏人,都会被尼泊尔的警察抢得一干二净。”我又问。
“那倒没有。因为我们有65个人,他们也不敢抢。我们经过一个小镇子时,有个尼姑被警察抓了,我们全部65个人都过去了,他们只有两个警察,最后把那个尼姑放了。后来那个尼姑要去寺院,我们说:’你不能去,他们还会抓的。’那尼姑又和我们一起上路了。
“我们一直走,晚上也走,我脚上磨起的泡,都破了,疼得钻心。又走了十多天,到了一个有公路的地方,才坐上车。有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藏人的村庄。那天正是达赖喇嘛的生日。那些村民,在小学校里,做了很多装饰,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有个人,像是负责的,拿着几个糌粑口袋走近了我和另外几个小孩,说:’你们去挨家挨户要糌粑吧,路上吃。’我们就去要糌粑了。我在父母身边时,什么都不管,连一罐煤气多少钱都不知道,在这里,却当了乞丐。和我们一起出来的那些小孩子,也很懂事。”
“我从前一点都不知道,藏人到今天还在逃亡的路上。”我感叹。
“很多中国人不仅如此,还以为他们解放了我们,帮助了我们呢。在尼泊尔,我差点就死了。西藏的山,你知道,都很大,而尼泊尔的山都很尖,很陡。在前边带路的是牧民,走这样的山路没什么,自然就过去了。而我和两个小孩却被隔住了。那里全是悬崖, 有十几层楼那么高,下面是水,虽然不是很宽,但看上去很深,水流很急。我们过不去,又往回走,转了一整天,也没有离开原地。天快黑时,我们都没有劲了,悬崖上还有一些细沙,我的脚下直打滑,待在上面也是死。我就想, 不管了,我跳下去,死也就死了。我就跟那两个小孩说:’我下去找路,你们待在这里吧。’说着,就把背包扔了下去。”
“那时你多大?”我问索朗。
“十八岁。我就跳了下去,还好,没有掉进水里。只是那个包找不到了,别的东西丢也就丢了,而那个包里有件毛衣,是我妈妈给我的。”
“带路的人呢?”我问。
“早走远了。天黑了,而且下起了小雨,我就穿着一件背心,又累又冷,走到一个稻田里,我倒下了,为了挡雨,我把帽子扣在脸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能给你温暖的,只有这个帽子…….”我说。
“后来,附近的村子里有人过来,叫醒了我,给我一些糌粑和茶。我告诉他们,那两个小孩还在悬崖上。他们去找了,救出了那两个小孩。那些村民说,困在那个山崖,没有人可以出来。那两个小孩见到我时,都哭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命苦,为什么见一次达赖喇嘛就这么难?!’他们说。”
“那两个小孩有多大?”我问。
“一个是十一岁,另一个我记不住了。”索朗想了想。
“他们还在这里么?”我问。
“在大学里学习,剩下最后一年了。”索朗说。
“那个带路的人为什么不等你们呢?”我说。
“不能怨带路的,他们是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职业。带路的人两边都不讨好。中国方面抓到他们,至少要判八年徒刑,而流亡政府这边,因为他们带路时,多收我们的钱,甚至敲诈,也对他们不好。”
“你逃到达兰萨拉是哪一年?”我问。
“1997年。”索朗托口而出。
“1997年,我第一次看到西藏,那时,一点也没有想到,那些花里虎哨的宣传后面,隐藏着这些……”
“到了这里来以后,我也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两边的教育不一样。不过,我在苏嘉学校那边学习的时候,常想,我一路过来,那么难,为什么我不好好学习呢?”
“你想没想过,有一天回西藏?”
“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这里是属于我的,这里,对我们藏人来说不过是临时的住处。但是,我还能回去吗?比如政治上,我是回不去的。尽管我的父母,一接到我的电话就哭,他们也很想念我。”
完稿于2012年5月3日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图伯特,在破碎与完整之间(朱瑞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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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日, 10:2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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