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这次您去香港,主要是参加中文笔会的活动吗?

高瑜:一是参加每年一次中文笔会三个奖的颁奖活动,二是参加法中文化协会,香港五七学社,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举办的“反右55周年研讨会”。

法广:这些活动是在“六四”刚过之后举行的,有些敏感,您的感受如何?

高瑜:为了让与会者能够顺利到会,每次他们都选择躲开“六四”之后的时间,但今年这次没躲过,原因和这两次会议关系还不大,而是因为姚监复先生写了一本书:《陈希同亲述》。这本书是他和陈希同一年零四个月间十次访谈的记述,看来是这本书让中央感到敏感,才阻止我们两个人赴港。我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从1999年2月19日出狱后,官方就不停地暗示我,希望我“出去”,因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我“访问学者”的邀请还一直有效。但我一直就在国内呆下来了。我多次出国,到香港也有很多次了,都没有遇到问题,只是这次遇到阻扰。

具体情况是:6月7日晚上8点钟,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联合给我来电话,希望我到居委会去一下,要和我谈话。我说:你们有没有法律手续?他们说:这还要法律手续?我说:当然了,即便你们把我传到你们政府的最基层的部门,你也得有手续啊。他们要来我家,我说你们最好就在电话里谈。在电话中,他们要求我不要到香港去,而且要给我报销去香港的飞机票钱。我听了以后感到莫名其妙而且非常生气。

我为什么生气呢?“六四”之后23年,我没有领过工资,89年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就“平息暴乱”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最前面“反邓保赵的大阴谋”中,首先就点了我的报纸,点了我写的一篇专访,结果就把我们报纸封了。我从监狱出来以后,报纸已经没有了,社科院还要调查我,还不给我安排工作,连我的档案也给丢了。我第二次出狱以后,因为没有档案,所以连一个社保都办不了。我现在是一无收入,二无社保。温家宝多次讲:社保医保全国普遍地都实现了,而我就是例外,我没有。这根本就是对人权的践踏。他们这次又忽然提出不让我去香港,我当然拒绝了。我说如果你们阻扰我去香港,我明天就在首都机场开记者会。

在这样比较强硬的表达以后,到晚上10点钟,门口停着的打警灯按警铃的警车也开走了,也没给我再来电话。第二天我就直接去了机场,没有受到阻扰。

法广:这还是您争取来的。

高瑜:要是让他们吓唬住,不就自行取消了到香港的自由行,那不就成了我的问题?

法广:请谈谈这次去香港的感受。

高瑜:不要说这几个会了,都开的非常好。我最有感触的是到的第二天,开了一天会后,得知香港支联会因为湖南李旺阳“被自杀”而组织游行,要求中国政府给以调查给以回答。我听说第二天下午还有游行,就对采访我的记者特别说:我一定会去参加。因为我以为我能抽出时间。但第二天情况不同,会议安排非常紧,还有我的发言。当我发言后,有人愿意陪我去游行时,一电话联系,说游行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就非常遗憾,没有参加声援李旺阳的游行。

这次香港喊出的口号是:“我们都是李旺阳”。第二天看报纸,场面非常轰动,参加的都是80后,90后年轻人,还有就是在校学生。我非常受感动,我感到香港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对一些特殊的遭到迫害的民运人士的支持,23年始终如一。今年香港维园的六四纪念活动有18万人参加,破了纪录。我在北京时,对那些阻扰我来香港的人就说过:如果我六四那天去香港的话,一定要参加维园的纪念活动。

对李旺阳的事,国内主要是在网络上传播,有一些很热烈的讨论,但是随时都被删贴。而香港人是主动地上街,两万人在香港中联办门前进行了连续两天的游行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予以调查。对此我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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