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一篇机关算尽的社评

——评《环球时报》社评《知识分子应敢于在舆论场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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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社评    ● 邓峰  
    2012年5月28日,一向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环球时报》突然刊发一篇社评——《知识分子应敢于在舆论场说真话》。初一看题目,心中固然为这样的社评感到兴奋,只是仍然觉得纳闷,臭名在外的《环球时报》怎么突然开始为舆论自由呐喊发力?难不成这家报纸打算重新做人,改头换面,一洗过去的种种丑陋和虚伪?正是抱着这种且喜且惊的心态,我开始仔细阅读这篇社评。可是,刚读完第一段,心中顿时觉得不妙,原来《环球时报》又在举着红旗反红旗!等把全文读完,我不禁感叹,丑陋的东西注定只能丑陋,要想变得光明和干净,总是不大可能,不管变换何种花样,其丑陋的本质总是摆在那里。
    
    在这篇社评中,开头便写道:“中国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舆论场在形成一种偏激的强制力,要求公开发言者把批判体制作为基本价值取向。”从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中就可以看出,在《环球时报》眼中,凡是批判体制的言论都是偏激。如此之逻辑,十分类似于当年文革时期,只要有任何批判毛泽东的观点,不管是对是错,一律视为反革命。时至今日,文革时期的那一套逻辑早已被全部否定,可是《环球时报》竟然从故纸堆中重新寻回这些逻辑,披上现代社会的外装,来打压那些敢于针砭时弊的斗士,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世界上有好几种体制,既有好的,也有坏的,而每一种好的体制的建立无不是在批判坏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纵使是好的体制,同样需要批判,因为不仅只有批判才能证明这种体制是好的,而且唯有通过批判,好的体制才会变得更好更完善。《环球时报》在抨击那些批判体制的言论时可曾想到,倘若没有对体制的批判,马克思何以从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中发现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何以从动荡不安的民国发现中国的出路?相信《环球时报》那些人都不是傻子,肯定都知道这些道理,之所以还要一意孤行地昧着良心否定批判体制的人,主要是因为自己就是体制的代表,而且这个体制非常不干净,所以才害怕来自舆论的任何一点批判。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一种体制倘若足够好,的确为人民服务,肯定不怕批判,甚至还会极力推崇批判,因为这样可以更加凸显自己的优秀。
    
    社评中还写道:“这造成与舆论场接近的一些人,走向所有言论都‘批判化’的极端。似乎他们看到的所有现实都是负面的,说的每一句话都愤愤不平,都在控诉“公权力”。这同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和感受显然并不一致,因为通常一个人不可能从未受惠于国家的进步,眼前永远都一片漆黑。”如前所述,凡是敢于批判体制的言论,都成为《环球时报》眼中的极端,只能看到负面,这样的污蔑,就差没有将批判体制的言论斥为反社会反人类。批判一种体制,往往反映这种体制还有变好的可能,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批判,毕竟倘若一种体制已经坏透了,一点变好的希望都没有,何必要冒着危险去批判。实际上,只有在那些批判者身上,才会存在真善美,因为这些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敢于在日渐堕落的时代对抗各种肮脏,保持自身的崇高。相反,对于《环球时报》这类体制代言人来说,其心中早已不存在崇高,只知道在权力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沦为一种犬儒。
    
    至于绝大多数人对于现实社会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同样不是《环球时报》可以说的算。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感受,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才会最真实。现如今,大陆的纸质媒体都被严密控制,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各种舆论活动,自然何来足够真实之说?可是,《环球时报》明明知道这些,仍然厚着脸皮担当沉默的人民的代言,不负责任地声称批判社会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感受不一样。对此,我想对《环球时报》说,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在人民之中进行过统计吗?答案存在天下人的心中,而不是任何一家媒体的乱报道,只不过《环球时报》在权力的掩护下得意太久,因此习惯于不仅人民同意,便随便代表人民,乃至曲解人民的意愿去抨击那些替人民说话的正义之士。
    
    真实的言论和自由的声音,在纸质媒体中越来越难以生存,因此不得不借助相对宽松的互联网得以一定程度地传播。纸质媒体中没有的信息,无法看到的内幕,只要不是太敏感,往往可以出现在互联网中。可以这样说,在言论受到官方控制的中国,互联网在新闻自由、信息真实、舆论监督、权利平等这些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不幸的是,互联网的真实不容于虚伪的体制,于是《环球时报》不惜冒着臭名迅速成为打击网络舆论自由的马前卒。正是在这篇社评中,《环球时报》宣扬:“本应以知识和求真为生的人,开始在舆论压力下‘挑着说话’,为取悦舆论说‘半真半假的话’,甚至直接说假话……今天舆论场对“真”的定义是扭曲的,扭转这种扭曲,离开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参与不可能做到。”将真实称为虚伪,将假话称为真话,这正是中国传媒的一贯手段。网络言论因为相对宽松自然真实性更高,纸质媒体因为控制自然假话比较多,这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是,《环球时报》竟然将自己的假话当作真话,将网络的真实言论斥为假话,如此之用心,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在对网络批判体制的言论进行一番攻击后,《环球时报》矛头一转,将这些言论称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灌输。换句话说,网络上所出现的批判社会、批判体制的言论,不少都是西方国家鼓励和支持的结果。对于这类看法,我不得不反问一句,西方国家同样也有许多批判体制的言论,难不成这些言论都是中国在背后支持的?毫无疑问,西方社会的批判言论自然不是中国支持的,那么同理,中国的批判言论同样不是西方国家支持的。如果是的,那么《环球时报》能否找出可信的证据来?将批判体制的言论斥为西方国家的支持,这样的手段,纯粹是某些人处心积虑炮制出来的烟雾弹,是一种打压异己的方式。解禁前的台湾,任何批判当局的言论或者行为,无不被当局攻击为共产党的阴谋。事实上,台湾当局直到解禁,始终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人是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大陆同样和当年台湾当局的手段一样,凡是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倘若不能有效打击,最后都会将其攻击为西方国家的支持。其实,纵使假设这些言论是西方支持的,倘若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同样值得肯定。悲哀的是,这些不仅不是西方支持的,而且十分利于社会进步的合理言论,竟然遭到《环球时报》这样冠冕堂皇地打压。
    
    诗人北岛说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可是,放在今天这个社会来看,这句诗不得不反过来说,即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许许多多的邪恶之事,往往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在高尚的旗帜下肆无忌惮地发生。一批批恪守良知的仁人志士,由于敢于与卑鄙者对抗,往往被一个社会所污蔑,至死落下一个卑鄙的骂名。
    
    今日《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不仅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说话环境一直不太好,曾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政府的强有力控制”这样的实话,又有“中国需要一批有勇气、有水平的知识分子站出来,敢于同当前不健康的舆论倾向公开斗争”之类的良言,可结果却是在鼓励知识分子说真话的幌子下打击知识分子说真话,真是机关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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