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6月24日 23:06:50

  

时代周报:6月1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透露,本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修改之中。可就在第二天,贺铿又作出澄清,称能否通过“目前尚无法肯定”。从2004年开始,“即将通过”的消息就吊足了公众胃口,如今8年已过,方案能否通过却仍“无法肯定”。
   

收入分配改革牵涉整个经济体制,或许本就不该寄希望于一个方案改变今日中国收入悬殊的状况,但我们还是要问,方案难产背后到底有何隐情?此方案真的能把超出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吗?
   

时代周报: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在1988年已经悬殊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程度的增加,造成今天收入悬殊的原因有哪些?
 
   :收入分配悬殊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二是体制弊病造成的结果。发展阶段的因素主要是指过去30多年改革期间,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根据刘易斯二元模型理论,如果劳动力供给充裕、供过于求,就会压制工资的上涨,在这种条件下,工资上涨比较慢,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
 
   体制弊病有以下几个:其一,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二,是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在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三,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时代周报: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你认为,收入悬殊会造成哪些负面后果?
 
   王小鲁:负面后果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当然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时代周报: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经讨论了8年,每年都说要出台,但都无疾而终,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是什么?阻力来自哪里?
 
   王小鲁: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收入分配牵涉面太广,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所以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很多问题不是发改委一个部门就能说了算,就能解决的。有些综合性的改革措施,需要更高层的决心和总体改革的明确政策和路径,这些定不下来的话,靠一个部门去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度确实很大。另一个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要动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有些权力部门或官员属于在改革中利益将要受损的一方,那就可能会消极抵制,变成阻止改革的力量。
 
   时代周报:有消息,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6月底出台,如果出台,您对此次改革方案的效果有何预期?
 
   王小鲁:现在我不了解方案是什么样子,但我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程度很有限的改革,不可能全面到位。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时代周报:你希望会有哪些具体改革内容?
 
   王小鲁:我觉得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给大家涨工资,它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而这些方面的改革又涉及到财政体制,所以财政体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最后是政府管理体制,现在大量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的运作不透明,缺乏公众监督,那资源的分配就会产生严重问题,所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一项关键内容。
 
   上述改革很难都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概括,有些可能远超过“收入分配体制”的范围,但是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收入分配,如果这些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不去碰它,光讲收入分配改革,恐怕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时代周报》201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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