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 神保町的古书街

神保町的古书街

本文发表于香港《苹果日报》2012年6月17日

今年春节后,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我在东京访问四十天。与以往参加会议、匆匆而过不同,这次时间充裕,容许我得以观察一些更细节化的事物。回想起来,东京这座城市,最让我感到气象宏大者,不是建筑,而是书店。

 


也许有读者会奇怪:书店?哪座城市没有一些书店呢。可是,当你来到来到神田,或者叫做靖国通的那条大街上,鳞次栉比的楼宇中,居然布满了书店。准确的数量是
180馀家,其中旧书店——日语称之为“古书店”——160多间。过去我曾经到过这里,但因为时间仓促,只是在最边缘的两家书店匆匆买了几本书。这次时间充裕,我在那里前后逛了六七天天,还只是局部。这里的书店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类丰富,专业齐整,语种多样。不仅有书籍,还有作家和各界名人的手稿、书法等。我在几家卖“洋书”(专指西文书)的店里看到不少西方1819世纪出版的老版本,有些在“原产国”恐怕也是稀见品了。我看到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之法》(1631年荷兰文版,价日元350,000块),看到约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法文版(22万日元),看到11卷本的《边沁通信集》,还有我有中文译本的斯坦因哈佛演讲集、赫定关于中亚探险的那本名著的斯德哥尔摩初版……

 


在神保町旧书店里买得的几种与黑船事件有关的图书
 


在逛这些书店时,我常气恼自己不懂日文。例如在阿拉伯国家,看着书架上的文字,一概不懂,心里也不急,也算另外一种“眼不见,心不烦”。可是日文不同。钱锺书先生当年在京都大学座谈,开头就夸奖日本汉学成就斐然,不过,他说:“
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其实,日语里夹杂着很多汉字,中国人又不是完全不通;看书名,读书页,大致上可以知道一本书的主题,却又难以通晓内容。那个保险箱是用半透明材料做成。依稀可以看到里面有些金银财宝,无法打开,不只是“眼睁睁地发愣”,用现在网上流行词汇,简直要抓狂。

 


抓狂之馀,也不免令人思考:为什么东京有如此繁华的古书业?在我到过的所有城市里,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抑或是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神保町书店街真正是首屈一指。是日本人格外热爱读书?地铁里一卷在手的人确实很多,我甚至看到一个老太太捧着一本桑德尔的《正义》读得津津有味。爱阅读的人多,自然也就会催生书店业的发达。但是,旧书店这么多,还是需要别的原因解释。

 


在历史上,日本从中国输入了许多典章制度,但是,两国之间,历史的连贯性有着巨大的反差。日本的君主,从来都不是通过征服而登基。虽然天皇在幕府时代曾长期沦为符号,然而却未曾有过改朝换代的情况,所谓万世一系,良非虚言。在中国,改朝换代,历代皆有,而且不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还伴随着对前朝种种的激烈排斥。对前朝文武的杀戮,前朝遗民的自我放逐,当然也需要消除那些不利于本朝合法性的违碍书籍。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初期的文字狱,不知道有多少文脉被专制的斧钺无情斩断。一直到文革,红卫兵们不是也烧毁了汗牛充栋的“封资修”书籍么?相比之下,日本几乎没有这样代际冤仇,书之祸也得以幸免,也就有了古旧书籍的不断积累和旧书业的蒸蒸日上。这是否是一个重要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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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7日, 1:3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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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