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區最大的中國研究資料圖書館。

吐露港畔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是學術自由的樂土。幾十年來,它對研究中國的學者持續提供幫助。中國內地的知名學者不少得益於中心的學術資源與自由交流。中心邀請學者時,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學者要有社會關懷,學術要為社會服務。

文/朱曉玢

6月11日,旅居莫斯科的俄羅斯問題觀察家孫越,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開一場午餐研討會,分享他對俄羅斯公民社會發育和民主政治的成長的見解。參與研討會的香港學者、媒體人和中大學生來得很早,在會前便和主講人圍到了一起,互相認識、聚聊近況,相談甚歡;另一邊,中心的工作人員忙著安排會場、佈置午餐,有條不紊。

午餐研討會是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學術交流的一個傳統,來到中心訪問的學者需要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會上做一次演講。大家邊吃邊聽,亦可以發表意見,沒有什麼禁忌,有時說著說著,甚至會因為意見不統一而爭吵起來。

到此訪學、開研討會的學者不勝其數,只因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不能錯過的地方。中心有最豐富的中國當代社會特藏資料,五十年代初至今的省級及全國性報紙、期刊以及學術機構、政府出版的報刊的印刷版和電子版,特別是文革時期的出版物資料;完整的全國、省、市級綜合及專類年鑑,具體到鄉鎮一級的地方志,包括縣一級的土地、糧食、財稅、教育、水利等專門志;中英文中國研究著作八萬多冊,其中大量著作來自海外;還有兩百多部中國主題的紀錄片。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前身是60年代的「大學服務中心」,專門為海外來香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提供幫助,傅高義、裴宜理、以及後來的香港總督衛奕信等人都曾於此學習或開展研究。前中心主任關信基教授說,很多海外學者都是中心的老朋友,耶魯大學的Deborah Davis教授,幾乎每年都來;香港科大的經濟學教授Carsten Holzs、政治學教授David Zweig也是常客,他們甚至會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1988年「大學服務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學,1993年更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90年代中期,中心邀請更多內地學者南下訪問,並為他們提供全資補助。秦暉是第一個被邀請的內地學者。高華、朱學勤、趙樹凱、李昌平、錢鋼、章詒和、李永剛、沈志華、張鳴、于建嶸、袁偉時等各個領域的學者們也曾在這裏留下足跡。

學界在這裏匯聚

已故的著名歷史學者高華曾經在《革命年代》中撰文《難忘吐露港畔的學術家園》,懷念在中心做研究的日子。他是在中心呆過時間最長的內地學者,他對中心的感情,令時任中心助理主任的熊景明感慨不已:「他(高華)來到這裏,除了學術氣氛自由,研究資料隨手可得,還有我們對他一直很支持,他在內地不容易得到這樣的支持。」他幾乎每次來香港,都要繞道來中心坐坐。高華形容這裏是「一個新思想、新學術、新人生態度的孵化器」,收穫的不僅是自己的研究,還有和其他學者在這裏長期交流的心得。熊景明笑說:「經常看到學者們寫『我在中心認識的高華』,很多人都是在這裏認識他。」

四川社科院的研究員郭虹對於中心的學術自由的氛圍印象深刻,「我每週都參加中心的午餐研討會,自己也主講過一次。雖然我沒有經歷過他人形容的針鋒相對的研討會,但在那裡,的確會有意見向左的時候。這樣的學術交流形式,讓我第一次感到了學術開放、學術自由,大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今天他們說我是『敢說話的人』。一次會議上只有一兩人敢說真話,我不知道與會的人是否覺得痛苦。在內地,說真話有時很難。」

郭虹在中心訪問期間,也認識了獨立紀錄片導演、中山大學學者艾曉明。2003年艾曉明因關注孫志剛案、湖南女教師黃靜遇害案而開始參與公共事務。那年秋天,她在中心曾就黃靜案做過一場演講,並播放了一段未經剪輯的採訪視頻。這是她第一次嘗試影像紀錄,雖然這段片段,呈現出的效果並不十分理想,還被熊景明評價「This is a failure」,但反而更堅定了她把影像紀錄做下去的心。2004年起,艾曉明開始拍紀錄片,後來幾乎每一部艾曉明的紀錄片,都在中心首映。

「中心對當代中國和社會變革的關注把大家凝聚起來了,來自不同學科、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在這裏交流;對我來說,中心還是一個開放的空間,沒有禁忌的開放的平台。」身為紀錄片導演的艾曉明,重視觀眾的多樣性和播放的公共空間,但08年後她的作品便被禁止在國內高校公開放映。國內的傳播空間消失,香港成了艾曉明紀錄片的主要傳播地點。在香港,觀眾可以公開地討論和交流她的紀錄片,一些艾曉明無法到場的公開放映活動,她便用skype和觀眾交流。

2008年艾曉明第二次來中心。在那裏,她初步剪輯了紀錄片《我們的娃娃》,還結識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楊國斌,他們對當時手中的川震民間素材進行了討論。兩人的友情也促成了一年後艾曉明的另一部紀錄片《開往家鄉的列車》在哥大的公開放映。

2005年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建立了獨立紀錄片庫,收藏中國題材的獨立紀錄片。這個片庫讓那些飄零的獨立紀錄片有了歸宿,也使艾曉明感到自己孕育的生命得到了認同和尊重。她說:「在中心,我第一次感覺到我是個獨立藝術家。」

在香港讀懂中國

內地學人訪問計劃在90年代的啟動,得益於中心組織者的積極奔走。他們聯絡香港本地基金會(例如利希慎基金)為計劃提供財政支持。被邀請的學者,從過去的一年幾人,增加到現在的一年幾十人。基金會作為支持方,一方面希望學者來到香港、認識香港,另一方面也期待學者通過他們的演講,讓更多的人認識中國。

中心過去多邀請從事實證研究的學者,也一直努力讓在經濟欠發達或偏遠地區開展研究工作的學者前來訪問。華北師範大學的趙慧芳,一直關注農村教育問題,十年前的她因研究「淮北農村6-15歲女童教育」申請來中心訪學。當年她所在的淮北煤炭師範學院還是一所自不知名的高校,她也自認學術經驗尚淺,但卻能得到來中心訪學的機會,令她有些意外。

熊景明說,中心從來不以學術成就的高低選擇訪問的學者。像趙慧芳這樣有基層研究經驗的學者正是中心非常歡迎的。當年兩個月的訪學經歷,令趙慧芳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她形容自己「對中國問題思考的眼睛是那時睜開的」,她改進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從香港回來,用手拉著、身上背著一共六個包,裝的是滿滿的研究資料和書籍。

在香港,她也第一次接觸到NGO,「我當時參觀了香港反家暴NGO,他們的工作做得很細緻,讓我體會到很多事情不能等靠政府來解決,之後還拜訪了紫藤。」趙慧芳說。

她在從香港回內地後,便在自己所就職的高校組織成立了薪火義務支教社。薪火義務支教社至今為淮北約二十所鄉村小學提供支教服務,成為了學校裏最有影響的學生社團。趙慧芳說最終仍希望支教社能成為一個獨立NGO,為更多學校服務。

郭虹現在也在四川積極推動NGO發展。她從事社會學研究多年,2002年出版了學術專著《城市裏的坐賈行商》,採用參與式的調查方法,探討四川進城農民工的課題。由於採用的研究方法比較新,郭虹感到了「需要出去學習」的迫切性,於是在中國社科院張宛麗的介紹下,申請
來中心訪學。

對郭虹來說,訪問的一個月除了認識了學術界的朋友、學習到新的研究方法、獲取到更多信息和資訊外,還從香港觀察到了西方的社會體制。比如參觀廉政公署,對她而言便是很重要的經驗「到了香港我才知道,原來參觀廉政公署是很容易的事,打個電話預約就可以了。」郭虹正是在這次訪學期間,近距離觀察到香港和內地社會體制上的差異。

來自各方的聲音

中心還是三農問題研究的重要基地。熊景明認為,中國內地之前減免農業稅政策出台,和在中心訪問的學者們的研究直接相關。那段時間,中心甚至一年開了四次農村基層建設研討會,深入討論中國農村的問題和出路。

華中科技大學的賀雪峰教授,被稱為「華中鄉土派」,他長期深入農村進行田野調查,是中國內地研究三農問題的著名學者之一。2001年,33歲的賀雪峰,研究生畢業才五年。這個剛進入學術圈的年輕學者,在中心訪學了兩個月,期間接觸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不同體系的專業學者。

「中心邀請的人都是學術成就比較豐碩,性格也很鮮明的人。我在中心時認識了高華、金雁、謝泳,我們的觀點不一定完全一樣,但關係卻不錯,大家觀點的衝撞也比較有趣。」賀雪峰笑著回憶大家的不同:「我們做三農問題的人,經常在田野,看到的更多是國情;搞文學的講的更多的是理想;搞歷史的會看到一些負面的東西……我們之間觀點的差異很大,但是中心最大的優點就是有包容性,我記得我還和熊景明老師就一些觀點爭論過。」

他說反觀現在的內地的學術界,雖然小範圍內的學術交鋒可以得到相容,但從整個學術環境來看,左右兩派,還是勢如水火。他也由此特意提到,中心在對到訪的學者有所篩選的前提下,仍不分親疏地邀請不同立場、不同觀點的學者在一起討論,非常難得。
2004年,華中師範大學組織建立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賀雪峰擔任主任一職。賀雪峰堅持每年花大量時間到農村實地調研。2011年,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全年在農村調研時間超過6000天,意即任何一個時間,中心都有超過十個人住在全國不同農村的農民家裏,實踐中他們也摸索出來一些技術性的辦法,讓理論延展。

吐露港畔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是學術自由的樂土。幾十年來,它對研究中國的學者持續提供着幫助。中心邀請學者時,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學者要有社會關懷,學術要為社會服務。中心為學者服務,學者為社會服務——服務精神,恰是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靈魂之所在。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