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注：《叫魂》（孔飞力著），已由陈兼、刘昶译成中文，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这个故事就其本身情节来说已够精彩，而经过历史学家的阐幽发微，更可以说出一大堆教训来，于是就有了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该书于1990年出版，当年便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的“李文森奖”，受到广泛的好评。在《叫魂》一书中，1768年的妖术恐惧被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它们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然后作者又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蕴。
第一个版本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养生息、和平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对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江南地区的人们来说，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竞争的严酷，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言与真实，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对地方社会来说，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没有任何权力，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社会，来保护他们。相比之下，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在叫魂危机中，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们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书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ｍāｎ＠①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一时间，清剿成了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轻易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审；另一方面他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员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着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并未处罚过一个官员，并不是他不想这样做，而是时机未到。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心实力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后算帐。
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后。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尬，他们显然表现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也受到惩罚。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
在讲完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的方向发展，君主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争论说，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
但是作者不同意这样的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杆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因此他把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那么，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如何和平相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实现其对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过对叫魂妖术危机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孔飞力强调是政治罪为帝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义，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因为在常规情况下，一切行政事务都可以、而且应该照章办事，专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这些行政则例所定下的游戏规则，这种常规的管理给君主的活动留下的空间有限）。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的。
虽然政治罪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但我觉得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否认韦伯关于君主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此消彼长的立论。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君主的权力应该是绝对的，他对官僚的有效控制本应是常规框架之内的安排，而无须借助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大做文章。一旦他需要借助非常事件来强调他的专制权力，这已经表明他无法在常规领域内对他的官僚实行有效控制。孔飞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乾隆时期满清政治的发展已到了这样的阶段，这时君主要“实现对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变得十分困难”，因而政治罪就成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达到其“不如此就无法达到的目标：对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从常规控制到非常规手段的这种转变不正说明，面对官僚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在逐步削弱吗？事实上，到了帝国和王朝的后期，专制君主运用政治罪那样的非常事件来强化对官僚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少见。乾隆以后，类似的叫魂恐惧又曾在民间发生多次，但没有一个满清君主抓住它们大做文章。除了形势境遇的不同外，难道就没有韦伯的“咒语”在起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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