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胡适为次子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念之情。

  胡思杜幼时顽皮,不好读书,喜欢玩乐,好交朋友。但思想活跃,曾做过胡思杜家庭教师的罗尔纲在晚年著作《胡适琐记》中说胡思杜从小就有进步思想,比较爱国、热爱鲁迅等等。

  1939年,胡思杜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告诉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胡适遂于1941年5月安排思杜到美国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呆了8年,无心读书。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都积极替他介绍工作,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婉言谢绝,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意在让他能多读点书。

  1948年初,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抵南京,并派出专机飞到北平接胡适和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等人南下。胡适决定走,但胡思杜却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那年胡思杜已27岁。

  北京解放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1950年9月,国内掀起一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许多留在大陆的知名知识分子纷纷撰写文章,表明“批胡”的立场。作为胡适的儿子,思想进步的胡思杜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表现十分积极,他不仅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给他的那一皮箱财物,上缴给组织,说“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他还在报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批判父亲:“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斥骂父亲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1952年11月,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蒋介石专门邀请胡适吃饭,并拿出香港《大公报》上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胡适笑着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

  胡思杜原以为与父亲胡适划清了界线,就可以过上平安的日子。后来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

  当时,国内批判胡适是“文化汉奸”、“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最无耻的卖国贼”。当然,胡思杜也要承受着“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的骂名。

  不久,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在“马列部”任历史讲师。在那里,胡思杜非常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但由于他是胡适的儿子,所以他仍被视为异类。人们怕受牵连,对他总是回避,没有人敢与他接近。堂兄胡思孟回忆说:“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胡思杜直到30多岁了仍孤独地单身度日。

  1957年,在反右运动已拉开序幕之后,胡思杜竟然还做着入党的迷梦。就在他积极主动地给单位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后,学院领导却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将他定为右派分子,并把他与父亲胡适一齐批判。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阶级异己分子。

  胡思杜对没完没了的批判深感困惑和委屈,他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为何还要把自己与“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批判?他百思不得其解,终于绝望了。于是在一封留给了远房堂兄胡思孟的遗书中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57年9月21日,年仅36岁的胡思杜精神彻底崩溃,上吊自杀。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只见大院墙上贴满了批判胡思杜和胡适的大字报。领导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幸亏胡思孟是个工人,才敢于收殓他的遗体,在郊外的空地上挖了个坑把胡思杜草草掩埋,总算入土为安了。

  在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中,一个正在进行批判的右派分子自杀,只能认定是“自绝于人民”。胡思杜死后,媒体没有任何报道,无声无息,在海外的胡适一家当然无从知晓。后来胡适虽然听到一些片言只语的传闻,但他总是将信将疑,不敢确信。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2月26日,她的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在瞻仰父亲遗容,行过跪拜礼后,转回家中,安慰母亲。母子见面抱头痛哭,江冬秀问:“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祖望低声答道:“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江冬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你说什么?” 祖望说“我是在美国听大陆上来的人讲的,我怕你们伤心.一直没敢写信告诉你们。”江冬秀顿时昏厥过去,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堂舅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江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带来灾祸,于是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学校的领导,不敢直接给美国的外甥胡祖望回信。

  1980年11月,经有关部门重新审查,胡思杜的冤案终于获得平反昭雪。然而,胡思杜已含冤自尽23年了。

  胡适两个儿子,长子胡祖望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职。1980年退休。夫人曾淑昭,一子胡复,胡氏祖孙三代都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胡祖望一生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幸福,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胡适次子胡思杜的命运就悲惨多了。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对胡适说:“小三(胡思杜)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可悲可叹的是,胡思杜不仅没有做成狗官,最后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用一根冰冷的绳索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而且落了个“畏罪自杀”的恶名!

  胡适夫妇生前时时牵挂留在内地的次子,胡祖望也没有忘记茕茕孑立、36岁即自杀身亡的弟弟。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胡氏同胞兄弟的不同命运,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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