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2日，叶檀在《FT中文网》发表了“裸官的风险对冲”一文，《搜狐网》同日以“中国的裸官到底有多少”为题，从叶檀的博客向《搜狐网》头版转发。该文明确提出了“?官是风险对冲”的观点，本文认为，“对冲”一说模糊了裸官的本质，裸官实质上是“留一手”的“逃险行为”，不是一般的“避险行为”，就象“逃税”要比“避税”的性质更严重那样。
叶檀认为：“深入了解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人率先看到政治经济风险，因此安排家人出国，如果将来风险上升，就可以坐收境外经济发展的红利，如果判断失误，中国经济发展不错，官员可继续利用自身占据的有利地形，攫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就像普通投资者同时持有黄金和美元一样，当黄金价格下降美元价格就上升，而美元指数下降黄金价格就上升，以此对冲风险”。
这个“裸官对冲论”把重点放在了“外部的”国内潜在政治经济风险，所以把“裸官现象”看成了“政治信念”问题。叶檀的原话是：“这些官员对未来信心不足，预做狡免三窟的布置，可进可退，这些官员可以称之为理性经济人，却不可能成为带领国人冲过改革险滩的领头人，他们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缺乏改革的决心”。
我认为裸官的“政治信念”不是问题的要害，“逃脱风险”才是问题的要害；关键不是“外在于”裸官的潜在政治经济风险，关键是“内在于”裸官身上的贪污腐败问题。
有意思的是，叶檀在论证的时候，列举的数字与“政治信念”无关，却直接涉及了“贪污腐败问题”。如：
“2006年5月23日，公安部、审计署首次就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近年来陆续缉捕到位的有320人，直接涉案金额有近700亿元人民币。
最高检披露，自200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的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
另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向《中国经济周刊》披露，据研究中心的估算，自2000年来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近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元。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重灾区”。
合理的疑问是：叶檀是不是为了避免腐败的敏感话题？当然不是，观点是“政治信念”，论据却是“贪污腐败”，敏感话题本来已经回避不了了。所以问题只能是基本判断的模糊，外逃官员的数据也只是裸官的间接数据。
本文的目的是强调：当代中国裸官的性质主要不是“回避风险”而是“逃脱风险”，主要不是“政治信念”问题而是“贪污腐败”问题。就象俗话说的：“干肯定是干了，问题只是被抓着没有”，现在的裸官很显然是“不经查”的。我认识一个人在某高校任商学院院长，据说要被提为某市的副市长，后来因有顾虑而谢绝了。事情很清楚，政府官员是个高风险行业，选择谢绝有一定道理，因为问题往往是：在那个位子上你不腐败都不行。
有人提出，对裸官不仅要在道义上进行“有罪推定”，而且要在法律上也进行“有罪推定”。我认为道义上的“有罪推定”是底线，广东省规定“裸官不得任要职”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实大家都清楚：心里要没鬼的话你裸什么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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