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渡过当前的难关,需要做的应该是重振民营经济,加强产权的保护,否则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

  在“中国奇迹”的欢呼声中,我们的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我认为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告终结。我最近拜访了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

  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GDP增长的1.3倍,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供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我们不得不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但是现在外部需求萎缩,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此时,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当大型的钢材企业种菜养猪、当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裁员停工,银行的贷款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即使企业使用这些贷款投资,也不过是在增加一些没有销路的产能。

  要渡过当前的难关,需要做的应该是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加强产权的保护。否则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因为他们不知道风险巨大的投资创新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

  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话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非因为它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诺斯因此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制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是和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密切相关。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也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创新。

  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首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地位和待遇不同。近年来国内就发生过多次侵权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弱化。

  第二,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司法体系不能独立有效地运行,产权纠纷的界定往往因当事人和官员个人关系决定,而官员个人利益的卷入和个人判断的任意性,实际上使法治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镜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

  第三,在加强征管的政策背景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据我所知有企业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打点各类收钱的官员,这类竞赛已经成为侵犯企业的方便工具。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定了日益繁琐的管理方法。为了生存或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政府打交道。我非常赞同企业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国内目前财富资源分配状况在不断恶化,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国内各种因为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纠正,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重点线上,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鼓励隐性和显性的“打土豪分田地”。让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

  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范围。所以,我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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